三遗址史前考古揭示文化连续性，中华文明曙光初现的年代，张家口是何等的开放、活跃与辉煌

　　近来，张家口地区史前考古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尚义四台、康保兴隆、宣化郑家沟等一系列遗址系统考古发掘，揭开了这片土地下埋藏万年的壮丽史诗。这些遗址如同时空坐标，不仅串联起张家口地区从旧石器末期到新石器时代完整的文化链条，更雄辩地证明，张家口曾是燕山南北、草原与中原史前文明碰撞、交融与创新的枢纽。考古发现揭示，在中华文明曙光初现的年代，张家口这片土地，曾是何等的开放、活跃与辉煌。

　　四台遗址：万年定居的开端与文化的“源代码”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长清介绍：“2015年5月，我们对尚义四台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揭开了这部史诗的厚重篇章，至今考古发掘仍在继续。该遗址将张家口的人类历史明确推进至一万年前，是华北地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发现。”

　　在距今10400-9000年的地层，考古研究还原了当时的生态环境：森林—草原植被景观，气候温凉偏干燥，周边古环境为适宜野生动物生存的山地草原地貌，河湖水源丰富，食草类动物活动频繁。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达23种之多，清晰地展示了四台先民以狩猎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他们主要猎取野生鹿类、野猪、野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动物，同时以鱼类、鸟类和淡水贝类作为补充性肉食资源。

　　遗址中发现的成组房址，静静诉说着北方最早定居村落的故事。四台先民在此实现了从旧石器时代颠沛流离的狩猎采集生活，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扎根定居的历史性转变。

　　四台遗址出土的舌形石器、楔形细石核、锥状细石核，以及大量细石叶与工具，继承发展了泥河湾盆地1万余年的于家沟、虎头梁遗址等地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凸显了人群与文化的延续性。更令人惊叹的是陶器装饰艺术。陶器上的类“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装饰，犹如原始的艺术签名，其后竟在西辽河流域声名显赫的兴隆洼文化和太行山东麓的北福地文化中发现了“同款”。这意味着四台遗址很可能是这些广泛传播的纹饰风格的源头，首次为燕山南北两大文化区找到了共同的文化源头，将两大区域紧密联结。这一重要发现促使考古界将其命名新的考古学文化——四台文化。

　　当历史车轮行进到距今7600-7400年时，四台遗址见证了另一场革命。石铲、石磨盘和炭化粟黍的发现，为“北方旱作农业起源”这一重大命题提供了确凿证据。先民们不仅从事狩猎，也已开始驯化土地，播种文明的未来。遗址发现的陶大口罐与崇礼邓槽沟梁遗址一期遗存的素面大口罐相似，小平底筒形罐与康保兴隆遗址二期遗存的同类器十分接近，显示出文化间的相互影响。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距今约6800-6400年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件尖圜底罐，其形制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极其相似。这件小小的陶器，如同一个沉默的信使，证明张家口的史前先民早已参与横跨北亚草原地带的远距离交流，展现出惊人的开放性与活跃度。

　　兴隆与郑家沟：仰韶时代的文化“交响乐”

　　如果说尚义四台是深厚的底色，那么康保兴隆和宣化郑家沟，则描绘了其后数千年间色彩斑斓、动感十足的文化图景。

　　康保兴隆遗址坐落在坝上高原，整体文化面貌尚待深入研究。在距今7000至5200年间，这里成了一个热闹的 “文化走廊” 。

　　兴隆遗址先后受到来自南方的后岗一期文化、影响力巨大的庙底沟文化、以及来自内蒙古中南部的白泥窑文化等多重影响，成为南北文化碰撞的熔炉，它所呈现的文化多样性，生动展现了坝上地区作为南北文化缓冲与融合地带的独特性。

　　宣化郑家沟遗址的发现更为震撼。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李军介绍，遗址出土器物材质丰富，包括陶、玉、石、玛瑙、水晶、蚌等。其中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红陶为辅，偶有黑、红彩陶点缀其间，可辨识的器形包括鼓腹筒形罐、钵、盆等。玉器则涵盖了玦形熊首龙、玉斧、三联璧、两联璧、方璧、圆璧、棒形器、仿生玉器、匕形器、玉镯、指环，以及珍贵的绿松石片和天河石等。

　　尽管郑家沟遗址拥有红山文化典型遗迹积石冢及典型玉器玦形玉龙，但它并非纯粹的红山文化遗存。与内蒙古赤峰、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相比，这里的冢周围未见彩陶瓮、陶罐、塔形器、筒形器等祭祀性彩陶器，而冢上出土的玉器、陶器、彩陶、天河石饰、蚌饰等独具特色，很可能代表着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郑家沟遗址清晰地表明，这里的文明进程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不断吸收、借鉴与创新中向前推进，展现出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坝下地区考古发现同样精彩。7000年前，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辐射到张家口地区，蔚县四十里坡遗址出土了该文化的典型器物红顶钵。6000年前，来自陕晋豫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和来自内蒙古中南部的白泥窑文化影响到张家口地区的文化面貌，蔚县三关遗址一期出土的带有浓烈庙底沟风格的重唇小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和具有白泥窑文化因素的卷沿盆、侈口罐等就是明证。

　　随着庙底沟文化的衰落，距今5500—5000年，广泛分布于燕山北侧的雪山一期文化开始盛行，阳原姜家梁二期、蔚县三关三期、宣化贾家营、赤城七里河等遗存都包含强烈的雪山一期文化因素，出土了敛口折沿钵、双腹耳罐等典型器物。                                                                         张家口地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区域实证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龚湛清认为，目前，张家口地区经过系统发掘的仰韶时代遗存虽然有限，但四台、兴隆、郑家沟这三个遗址共同构成了解锁张家口乃至中国北方史前密码的钥匙，这些遗址不仅填补了仰韶时代区域文化的空白，更揭示了燕山南北与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的深层联系。

　　张家口史前考古最重大的意义在于解答了文化连续性问题。从万年前的狩猎采集到定居农业，再到灿烂的仰韶时代，这里的文化演进序列完整，脉络清晰，展现了文明发展的完整轨迹。考古发现明确了张家口在史前文化交流中的枢纽地位，这里不仅是燕山南北的联结者，更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接触的前沿，甚至与广阔的北亚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

　　张家口史前文明并非单一文化的独角戏，而是多方力量在此交流、碰撞、融合，最终汇入中华文明主根脉的宏大交响乐。从四台文化的源起，到兴隆遗址的文化交融，再到郑家沟遗址的独特创新，无不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机制。

　　今天，这部埋藏于张家口大地下的“无字史书”终于被拂去尘埃。考古发现不仅重塑了我们对张家口史前史的认识，更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中华文明曙光初现的年代，张家口这片土地以其开放性、活跃性与创造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