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一条河” 绽放“两枝花”——关于古涿鹿与泥河湾的思考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中华文明历史的全面深入了解。

　　河北，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泥河湾，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主要保存着距今近200万年至距今约1万年较为完整的旧石器文化系列。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概括了中华民族历史基本框架，泥河湾的新、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和学术成就是其重要支撑。古涿鹿，见证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起始。黄帝、炎帝与蚩尤三大部族的汇聚与交融，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基石。

　　泥河湾盆地和怀涿盆地地理相连，为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重要平台。这些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更因其创新力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命力。因此，用创新思维审视泥河湾和古涿鹿的关系，很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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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同构

　　古涿鹿和泥河湾是同一地质地理单元

　　文明起源研究中，涉及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地域空间。从古地理概念阐释，泥河湾地理范围就是古涿鹿的地理范围。

　　多年前，在《涿鹿记忆》一文中，我曾写道：“本文所使用的涿鹿一词系指古涿鹿，其泛指河北的阳原、蔚县、宣化、涿鹿、怀来和北京的延庆、山西的大同盆地等这一广袤地域，在时空概念上等同于广义泥河湾的地理综合。今天的涿鹿仅指涿鹿县域，它是古涿鹿的中心地带。因此，我们在谈泥河湾（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时，其地理概念如此，谈涿鹿（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时，所涉及地域雷同。”

　　这是一个广袤而独特的地质地理单元。其形态如何？

　　在中华大地腹地，发育有一条自西南而东北呈S形的构造断陷系列盆地，由陕西的渭河盆地、山西的汾河盆地，和晋北、冀西北的桑干河盆地即泥河湾盆地构成，在大地构造上称之为汾渭地堑、汾渭裂谷或泥河湾裂谷。

　　这条宏大的裂谷带如同一条巨龙，向东北方向延伸，而泥河湾盆地恰似“龙头”。这条“巨龙”行至燕山与太行山交会处，并与之衔接。如同太行山东麓文化走廊一样，汾渭裂谷也是自远古时期至今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第四纪时期，泥河湾盆地形成广袤的泥河湾湖，成为适于生物界生存、繁衍、演化的天堂。在这里，水生和陆生动植物繁衍生息，也成为古人类及其文化孕育、发展、演进的“世外桃源”。

　　在这里，我们的祖先迈出了第一步——

　　距今约176万年的一天，在今阳原县岑家湾村附近的马圈沟，鲜嫩的水草吸引了一群草原猛犸象。它们纷纷步入沼泽饮水，其中一头年老体衰的大象却深陷泥沼。这一情景，恰巧被一群古人类捕捉到。他们冲向沼泽，棒打石砸，终结了大象的生命。

　　“大象餐桌”是泥河湾出现人类最早的记录，出土石制品证明了古人类的真实存在。根据古地磁年代数据和生物地层学年代综合分析，这里的古人类距今约176万年。

　　古人类在泥河湾出现后，经过漫长的洪荒洗礼，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开拓创新的精神，一步步构筑起可歌可泣的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他们在适应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抗争中，不断开辟历史，创造文化，逐渐点燃东方人类文明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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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同脉

　　“一条河、两枝花”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泥河湾享誉中外。本世纪初，河北提出“三个走来”的文化名片时，经中国科学院专家论证，泥河湾“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得到学界认可。

　　2006年，我在《河北日报》首次发表《泥河湾——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一文。同年，还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相关的文章。2012年和2015年，我再次应邀为《河北日报》撰写了《五千年文明开涿鹿》和《涿鹿记忆》两篇文章。上述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我2003年在《文物春秋》发表的《泥河湾：构筑中国历史基本框架的支柱》一文中，对泥河湾和古涿鹿历史考古研究心得的补充或拓展。

　　这些年，我把这些思考进一步凝练总结——将泥河湾和古涿鹿近200万年以来人类走过的路程和所创立的文化与文明，简要地总结为“一条河、两枝花”。

　　“一条河”是什么涵义呢？

　　泥河湾，是一条显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开拓创新、从未干涸、从未断流的历史文化长河。它塑造了中华民族敢于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品格，铸就了中华民族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精神，成为探索“百万年人类史”的重要区域。

　　“两枝花”该如何理解呢？

　　泥河湾的先民历经文化积淀，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和五千年前后，先后绽放出一脉相承的两枝绚丽花朵。其中一枝开启了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实现了定居生活，完美地步入了崭新的新石器时代。另一枝则开创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来自中原和北方的三支考古学文化，也就是三个部族或部落联盟的人群，在这里相遇，通过交流、碰撞、吸收、融合，步入多元一体的古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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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百万年 泥河湾是中华民族“百万年人类史”的典范

　　中华大地至今已发现很多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考古遗址。泥河湾，尤为引人瞩目，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祖先繁衍生息的历程，堪称中华民族文化根系之一。

　　如今，泥河湾已初步建起世界上最完整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这一考古学文化序列链条，肇始于距今176万年的马圈沟遗址，终止于距今1万多年的于家沟遗址，其间各时段文化遗存持续不断，且很多单个遗址目前大都扩展为或大或小的遗址群——

　　早更新世以马圈沟遗址群为代表，古地磁年龄为176万年—120万年，厚约60米的地层中发现17个文化层；中更新世以马梁遗址群为典范，其古地磁年龄为90万年—35万年，已找到12个文化层；晚更新世的侯家窑、板井子、新庙庄、西白马营、油房、虎头梁等遗址群的文化层位也越来越丰富……

　　几乎连贯的旧石器文化发展与演变轨迹，勾画出泥河湾旧石器文化传承与发展脉络。其突出特性是，所有旧石器文化遗存都表现出继承性、连续性和发展性，反映出一脉相承的厚重历史和文化品格。

　　这些年的研究也表明，在泥河湾盆地，石制品加工技术的演进越来越清晰。中国北方小型石片石器技术在这里延续了近200万年。大约在距今4万年前后，石叶技术在这里出现。距今3万年前后，细石叶技术在这里繁衍，并很快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从考古遗址的空间分布分析，泥河湾与周边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大体呈如下趋势：

　　——距今70万年前后，泥河湾部分古人类突破小泥河湾（阳原盆地）的生存地点，沿桑干河向下游传播，并迁徙到面向华北平原的周口店地区。在这里，他们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开启了新篇章，创造了享誉世界的中国猿人文化遗产。自此，周口店和泥河湾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

　　——距今50万年前后，泥河湾的古人类活动开始进入大同、蔚县和怀来盆地。

　　——距今30万年前后，人类活动遗迹自早期人类活动密集的阳原大田洼台地东北继续扩展，南过白土梁延伸至蔚县，西至阳原盆地中心部位的虎头梁、雀儿沟一带。

　　——晚更新世以来，在泥河湾盆地发育的河流阶地及黄土堆积中，发现的人类遗迹更加密集多样，人类活动范围更加广泛。

　　…………

　　这条辉煌的文化长河，为中华民族“百万年人类史”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资料。

　　为了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发挥遗址群的现实引领作用，如今的泥河湾创建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3年夏天，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吸引着中外游客来此探访学习。考古人也纷纷走出象牙塔，利用各种平台介绍考古新发现，讲好中华文明探源故事，还依托遗址点、展览等开展各种公众考古活动，不断活化历史场景，积极推动古老的遗址“活”起来，传播好探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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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入新石器 泥河湾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例证

　　距今约3万年至1万年期间，泥河湾古人类活动更加欣欣向荣，即将冲破旧石器时代。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些年来，对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文化遗存，如油房、二道梁、于家沟、马鞍山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为这片区域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及新石器时代诞生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在这里，细石器工艺技术的出现与成熟，标志着以制作复合工具为目的的技术革命的到来与繁荣，由此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推动了社会发展与进步。在复合工具中，狩猎的石矛头加工精细，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加工木器的锛状器规整成型，成为细石器工具组合中的精品。

　　另外，这些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骨颇引人注目——绝大多数的标本非常破碎，动物头骨和肢骨都被砍砸成碎片，无疑是人类餐食活动的结果；遗址中动物种类极其单调，羚羊类的骨骼居多，大型动物数量很少，这种现象是体现捕猎的专门化还是对野生动物的驯养？值得深入研究。其中，于家沟遗址最重要的考古成就当属数枚距今超万年陶片的发现，其中一件为具有小平底的筒形器。这批资料，是中国北方制陶业最早的考古学证据，是这里古人类的发明创造。

　　上述重要考古发现，似乎预示着这里的畜牧业开始萌芽，农业革命正在孕育或已完成，最初的文明开始起步。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遗存，正处在旧新石器文化过渡进程的关键时期，它们可能直接参与了这一地区陶器及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从而导致了这一地区旧新石器文化转变这一剧烈的社会变革。

　　近年，泥河湾遗址不远处的康保兴隆遗址和尚义四台遗址均取得重要发现，证实大约在距今1万多年以前，泥河湾人带着制陶技术、细石器工艺及其工具组合，最早征服了坝上高原。距今万年前后，开启了定居生活，完美地步入了崭新的新石器时代。

　　这些考古发现和成果，证实这里已成为研究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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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肇始地 古涿鹿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肇始地

　　一幅远古先民迁徙和交流图景，在抽丝剥茧的寻觅和研究中徐徐呈现——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启定居生活。制陶业的繁荣、农业的发展、畜牧业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生产技能和生活方式。由于生活日趋富足、人口大幅增加，人们开始开辟和适应新环境，不同部族或部落联盟之间物质和文化交流更加广泛。

　　这一阶段，源于泥河湾的人群冲破传统地域禁锢，围绕更加广袤的燕山南北地区，开始了新征程。他们首先创造了万年前的尚义四台文化，继而创造出一脉相承的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200年）、赵宝沟文化（距今7500—6500年）、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如今，在张家口蔚县、阳原、宣化、下花园和涿鹿，都找到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遗存。

　　最终，历史进程，走到了这一刻——

　　距今6000年前后，来自中原的两支庞大而强劲的考古学文化踏上北上征途，来到古涿鹿地区。其中一支是源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庙底沟一期文化，另一支是源于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三支强盛的考古学文化在这里相遇，经过较长时期的碰撞融合，在距今5000年前后，终于形成了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即雪山一期文化（距今5300—4800年）。

　　司马迁《史记》记载，五帝时代前期，黄帝的重要政治、军事活动都发生在古涿鹿一带。他还记述了黄帝与炎帝之间发生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等内容。黄帝、炎帝和蚩尤，代表的是三大部族或族系。而三支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同样是三大部族或部落联盟。

　　所以，如果将黄帝部族（族系）与红山文化相对应，炎帝部族（族系）与庙底沟一期文化相对应，蚩尤部族（族系）与后岗一期文化相对应，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此，就使历史传说与考古实证融为一体，互相验证，相互接轨。关于他们碰撞融合的方式，著名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徐旭生曾有过解释——“始而相斗，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相互错杂，终于同化，形成一种融合而较高的民族文化——华夏文化”。也就是经过碰撞融合后，在古涿鹿地区形成了全新的雪山一期文化。

　　近年，在古涿鹿区域内发现规模宏大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群。这些证实，距今5200年前后，红山文化核心地区自辽西牛河梁向西南移动，在距今5000年前后迁徙至古涿鹿地区。2023年，在宣化郑家沟积石冢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宣化郑家沟遗址确属红山文化。对牛河梁红山文化核心地区先民的去向问题给出了一个解释。红山先民西迁至燕山以南洋河、桑干河流域，又与当地土著文化碰撞融合，并出现了新的文化特点。”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这些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对推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些年来，一代代研究者栉风沐雨、跋涉于冀西北，就是为了探寻东方人类的发展演变、掀开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

　　如今，就泥河湾和古涿鹿而言，有些研究已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有些遗迹尚在苦苦寻觅之中，有的已建起常态化保护利用机制，有的亟待持续夯实考古研究基础，有的则需统筹安排、联合多学科力量共同发力……相信，随着各项研究的深入，将为寻觅、破译和阐释中华文明作出独特贡献，为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影响力贡献河北力量。     （ 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