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寻踪】张家口俄国邮局的开办依据

　　元宝山的俄国邮局遗址

　　《中俄北京条约》中文文本部分

　　刊载R a y m o n d C a s e y文章的杂志封面及文章首页

　　编者按：一家俄国邮局，1860年代在中国张家口开办，并持续经营了近六十年。

　　但是，对它的系统和全面介绍几乎没有。长期关注、研究张家口历史文化的学者乔彦军先生，深入挖掘、考证，从开办依据、开办过程、建筑遗址、邮务人员、邮路邮件、邮资邮戳和关闭过程等，娓娓讲述了这家俄国邮局的全面情况，让人穿越到那个被人遗忘的特殊历史年代。 （张秀梅）

　　◎乔彦军

　　一

　　早在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对两国官方之间的公文往来已经有所安排，第六条规定，“送文之人，俱令由恰克图一路行走。如果实有紧要事件，准其酌量抄道行走。”《别本中俄恰克图界约》中又有“由官定路径行走”。这里的“恰克图一路”及“官定路径”等指的是途经库伦、张家口到达北京的驿站之路。

　　1870年底，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自恰克图进入中国，开始了历时3年的首次中国探险考察。记载考察成果的《蒙古与唐古特地区：1870-1873年中国高原纪行》在其回国后不久正式出版。他在书中提到，“俄中两国经由蒙古的邮政往来是由《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确定的。根据这两项条约，俄国政府有权自行组织传送从恰克图到北京和天津的紧急邮件，轻重大小一概不论。邮件先由蒙古人运送到张家口，接下来的事务交给中国汉人来完成。俄国在四个城市设立了邮政站点：库伦、张家口、北京、天津。每一处的长官都是俄罗斯人，不但负责内部管理，而且监督邮件的运送。”

　　按照普氏的说法，我们在1858年的《中俄天津条约》第十一条看到了官方信件物品传递的行走路线、传递次数、行程时限和费用承担等内容。根据俄文文本汉译稿的表述，这条邮路的邮权归属十分清楚，倒是中文文本的表述极易让人产生邮权归属不明的疑惑。

　　中文文本第十一条：为整理俄国与中国往来行文及京城驻居俄国人之事宜，京城、恰克图二处遇有往来公文，均由台站迅速行走，除途间有故不计外，以半月为限，不得迟延耽误，信函一并附寄。再运送应用物件，每届三个月一次，一年之间分为四次，照指明地方投递，勿致舛错。所有驿站费用，由俄国同中国各出一半，以免偏枯。（出处：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馆藏号：01-21-061-01-003。）

　　俄文文本汉译：为了俄中两国政府的正常往来及满足北京传教团的需要,在恰克图和北京之间开设每月一次的信件邮递。中国信使每月定期由北京和恰克图出发,并应在十五天之内将所带公文书信送到北京或恰克图。此外,在恰克图和北京之间每三个月一次或一年分为四次往返运送箱装物品,每次行期一个月。传递公文书信及运迭行李物品的全部费用,由中俄两国政府各承担一半。（出处：《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5月版）

　　二

　　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除了对天津条约第十一条内容的细化之外，一是明确商人可自办信件、物箱递送，二是俄国政府重要及紧要信件由俄国人递送。

　　同样，两种语言文本的表述不尽相同。焦点之一是中文文本用“商人”而不言哪国商人，似有埋伏；俄文文本用“俄国商人”，一步到位。二是中文文本用“自行雇人另立行规”的提法，似为刻意回避邮政之词；俄文文本使用“邮局”及“邮政”，有说这是俄罗斯翻译在最初的谈判中误译了中文文本第十二条所致，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一种蓄意行为。

　　中文文本第十二条如此表述：按照天津和约第十一条，……若商人为买卖之事，送书信、物箱，愿自行雇人，另立行规，准其预先报明该处长官允行后照办，以免官出花费。

　　中文文本第十三条如此表述：大俄罗斯国总理各外国事务大臣与大清国军机处互相行文，或东悉毕尔总督与军机处及理藩院行文，此项公文照例按站解送，并不拘前定时日亦可。设有重要事件，恐有耽误，即交俄国可靠之员速送。大俄罗斯国钦差大臣居住北京时，遇有紧要书信，亦由俄国自行派员解送。该差派送文之人，行至何处，

　　不可使其耽延等候。所派送文之员必系俄罗斯国之人。派员之事，在恰克图由廓米萨尔前一日报明部员;在北京由俄罗斯馆前一日报明兵部。（出处：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馆藏号：01-21-061-05-001。）

　　俄文文本十二条汉译：根据天津条约第十一条的规定,……若俄国商人由于贸易事务需要送书信和物品,愿自费设立邮局时,为了减轻官方邮局的负担,应予准许。设立邮政时,商人只须先报请地方长官,取得同意。

　　俄文文本十三条汉译：俄国外交大臣给大清国军机处的一般文件,或东西伯利亚总督给该军机处或理藩院的一般文件,均按通常程序,即通过邮局传送,而不拘邮件发出的日期。如有特殊重要事宜,上述官员的文件可由俄国信使传送。俄国使臣在北京停留期间的特别重要文件,亦由俄国专门派遣官员传送。对在旅途中的俄国信使,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得阻拦。所派传送公文的信使必须是俄国的臣民。关于信使的行期,在恰克图由界务官在一昼夜前告知部员,在北京由俄国客栈在一昼夜前告知兵部。（出处：《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5月版。）

　　三

　　伦敦皇家集邮协会会员、英国俄罗斯集邮协会主席、《英国俄罗斯集邮杂志》编辑、英国人Ra y m o n dC a s e y博士在看到俄罗斯远东国家中央档案馆的相关史料之后，对其之前的看法进行了根本修正，他在2006年11月号《英国俄罗斯集邮杂志》上以《俄罗斯在中华帝国开设邮政的新发现》为题揭露，“俄罗斯政府利用《中俄北京条约》中的误译和蓄意欺骗，得以在蒙古和中国北部设立了一个非法邮政，即所谓的‘商人邮政’或‘蒙古邮政’。”C a s e y甚至称其为“流氓邮政（r o g u ep o s t）”。

　　1913年1月参谋本部注意到张家口俄国邮局的存在对我国在外蒙的军事行动以及领土安全可能产生影响，要求外交部设法禁止。但交通部根据邮政总局的调查回复外交部说，按照《中俄天津条约》第十一条、《中俄北京条约》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俄国有经办往来北京、恰克图邮务的权利，令其取消，恐难办到。这一回复，难免敷衍之嫌。《中俄北京条约》有中俄两种文本，确实没有规定何为权威文本。但须知它是《中俄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其解释自然应如《中俄天津条约》（有俄文、清文和中文三种版本）一样以中国清文为准。

　　也许有人会问，清文与中文一样吗。这一点在1870年代的张家口“禁设行栈案”交涉中俄方就曾提出过，中方的回复是“汉文清文原无两样”“况上有中国二字”“不必强为分辨”。理清这一层，纵然俄国人依据俄文文本蓄意欺骗，仍可据理力争，禁其开办。然而，事实上1863年在俄商报明雇人自办信件递送之时，总署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回溯历史，这两项条约本身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如此条约下的邮权旁落，归根结底乃是清朝国力积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