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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读张家口】陶宗冶‖张家口与代国文化(随笔)

2022-04-26 15:01:24  来源:

张家口与代国文化

○陶宗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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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文献记载,距今2000多年以前,在我国北方地区曾经有一个青铜时代的小国-----代国。关于代国所在的地理位置,《史记.赵世家》里曾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公元前457年)“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者,遂兴兵平代地”。大意是说:赵国主君赵襄子的姐姐原是代王的夫人,襄子的父亲赵简子刚刚死去,赵襄子为父亲服丧的丧服还没脱,就登上夏屋山宴请代王,也就是请他的姐夫来吃饭。席间,先叫厨子用铜枓(一种用青铜制做的带长柄的舀酒器皿)请代王和代王的随从饮酒,酒过三巡,悄悄地命令一个叫各的宰人(宰人大概是官职或家臣的名称,应该力大无比)突然用铜枓把代王和随从杀死,之后,立即发兵灭亡了代国。

  这段记载中的夏屋即夏屋山,位置在今天山西代县以北,代国疆域的西界当据此不远。《史记.匈奴例传》里又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说明赵襄子灭代时是越过句注山灭掉代国的。句注山既今天的雁门山,其位置也在山西代县以北,从以上两段记载推断,代国应该在当时赵国的西北方向。考古发现,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赵国的西北有一种被考古界称之为“玉皇庙文化”的青铜文化,这种文化分布区域西起山西浑源,东至承德,北达燕山,南与燕国和中山国接壤,其中心位置在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宣化、怀来、涿鹿和北京延庆一带。因为“玉皇庙文化”在历史上存在的时代刚好是春秋到战国早期,时间与代国存亡时间相符,地域又与《史记》里记载的代国一致,所以,学术界认为“玉皇庙文化”就是历史上被赵国灭亡的代国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张家口市宣化县小白阳、怀来县甘子堡和与怀来县相邻的北京延庆县玉皇庙相继发现了近千座代国文化的墓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和各种装饰品。出土的文物中,除了部分青铜器礼器属于燕国文化的之外,其它的器物都带有显著的北方农牧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同时期的中原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别。首先,代文化的装饰品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从出土时装饰品在人体上的分布状况,使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代国人耳朵上普遍佩戴着粗大的弹簧状铜耳环,身着镶嵌着圆形铜扣的衣裤,脖子上佩带着一串串由铜、骨或松石、玛瑙组成的可垂至胸部的串珠项饰,串珠下常常挂着一件体型稍大的马、虎或蛙形的青铜饰牌;而有的项饰是用大如现代酒盅的铜饰牌组成的,形态十分罕见。整体装束给人的印象是既威风凛凛,又显鲜艳华丽,具有独特的北方地区文化的特点,而那些身份较高或者财富较多的人,双耳还佩戴着金质耳环,脖子下还挂着大片黄金做成的C形项饰,有如此项饰的人,估计很可能是代国里的权贵或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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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文化发现的青铜短剑、刀、锛、斧一般都挂在死者的腰间,足下放置一捆骨质或青铜的箭簇,它体现出代国人具有农牧与狩猎兼备的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风尚。代国人具有的这种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习俗,和西周时期的山戎人以及后来的匈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从民族学的角度也证明了代国是一个具有北方地区农牧民族文化特色,与北方草原各民族共性相对较多的一个国度

  代文化青铜器里最让人感兴趣的,当属那一件件铸造精美的青铜短剑。由短剑、戈和箭镞构成的代文化武器组合里短剑最具特色。代国人的短剑多呈柳叶形,两边为刃,中间呈脊,只有极少数短剑的剑脊呈柱状。短剑剑格(我们通常说的护手)多种多样,剑柄大多装饰有蛇,马、猪等动物纹饰,有时也有用鸟和鱼来装饰,可谓飞禽走兽包罗万象。在造型上,剑首的设计可谓千姿百态极具想象力,比如,有的设计成两只卷曲对视的野兽,下面的剑柄铸有两只体型呈S形状的螭龙;有的剑首外侧各趴着一只野猪,剑首里侧是面向野猪的两只小老虎,而剑格又被设计成马头状;而有的将剑柄铸成麻花形或由无数条螭龙盘根错节相互扭曲组成的镂空型,然后在螭龙的上面再镶嵌玛瑙或松石。这种镂空加镶嵌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所呈现的艺术魅力自然也极其动人。为此,考古学家称这种短剑为花格剑,它不仅是代国文化中的精品之作,而且把农牧民族的工艺与艺术特色体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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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化县小白阳墓群出土的青铜短剑

   

  观赏代文化青铜器的造型和佩戴的饰品,让人明显的感到代国人十分喜爱用动物来装饰自己的。经初步统计,在代文化中可以辨别的动物就有虎、马、鹿、蛇、蛙、猪、螭龙、鸟、鱼等等,代国人不仅把这些动物纹饰装饰在青铜短剑剑柄上,也装饰在各种挂件和链接衣裤的青铜带钩上,动物艺术的表现手法比同样属于北方农牧民族的山戎人更加丰富,更加浓厚,也更加多彩。毫不夸张的说,观看代国青铜文物就是在欣赏一件件杰出的古代艺术品

  代文化里的外来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大型的燕国青铜器礼器。截止目前,这些燕国的青铜器礼器主要集中出土于延庆县玉皇庙和怀来县甘子堡、北辛堡墓群,年代都在春秋中期。根据这批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器物种类、器物等级与器物数量分析,拥有这批铜器的主人一定是当时代国的权贵,由此推断,代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就应该在这一区域内。问题是,这些燕国的青铜礼器是如何来到代国的呢?

 

 

  怀来县甘子堡墓群出土的燕国青铜器

   

  一种可能是燕国赏赐给代国的。因为自从西周晚期以来燕国国力一直处于衰落阶段,由于国力不支还屡次被山戎入侵抢掠,所以才不得不在春秋早期外请齐国帮忙北伐山戎。《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二十七年(公元前657年),山戎侵伐燕国,齐桓公来救援,一直把山戎打退到北方才回去。之后燕君送齐桓公,送出了燕国国境进到了齐国境内,桓公就把燕君所到的地方割让给了燕国,并对燕君说,让燕重新遵循召公时的法度向周天子进贡,就像在成周时一样。按照这段记载分析,当时燕国已经到了连向周天子进贡的能力都没有的境地了,可谓国力衰落,已近生死存亡。由此推断,春秋中期燕国国力也不可能完全恢复过来。

  与燕国自顾不暇国力衰落相反,春秋中期的代国却正是国家初立,国力强盛兴旺发达的时期,考古发现的代文化最发达的时候也正是春秋中期。这时的燕国为了防止北部边界再出现以前诸如山戎侵燕的事件发生,从而再受代国侵扰,拿出一些青铜礼器赠与代国贵族以示友好,或以联姻形式巩固两国关系也未尝不可能。

  第二种可能,双方交换所得。春秋时期,马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都十分重要,这一时期无论在中原还是在北方,许多墓葬的随葬品里都有青铜车具。生产需要马,贵族乘车需要马,战车更需要马。代国产马,燕国需要马,有产有需相互买卖应该说顺理成章。但有一个现象与此矛盾。1957年怀来县甘子堡出土过一件重要的青铜器,它就是国宝级的文物———“孟姬匜”。器内刻有铭文,大意是:“佳正月初吉丁亥,蔡叔季之孙,员媵孟姬有之妇盘。用祈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说的是春秋时期燕国与蔡国之间婚嫁的事,这件作为“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的重要铜器,是要世代相传,万世流芳的,铸造的目的就不是要交换或者送人的,如此重要的铜器难道也能交换?或者也可以买卖?也可以馈赠和赏赐?再一个例子,怀来县甘子堡代国墓群出土过一件带有铭文的燕国青铜盘,上面共计27个字,可辨识能连读的字是“……..曾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可见这件盘同样是当作为传家宝来铸造的。所以,判定这些代国文化里的燕国铜器是交换或馈赠所得,与铭文内容有矛盾。

  第三种可能,掠夺而来。这种可能最大,理由除了孟姬匜、甘子堡青铜盘以外,代国遗存里大量的燕国青铜器都是春秋中期的,再晚的十分少见。春秋中期是代国实力最强大的时期,它有能力趁春秋早期齐伐山戎,山戎衰败之后,燕国国力还不行之际接替山戎的角色抢夺燕国,孟姬匜、甘子堡青铜盘就是代国抢掠燕国的证据。代国是一个以农牧经济为主的小国,它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原诸侯国相比,在粮食、织布、金属铸造和有技术专长人员方面显然相差很多,如此一来,农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需求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在以物易物不能正常进行的时候,或者双方实力悬殊有机可乘的时候,采取掠夺的方式来获取物资和人员就会成为一种常见的手段,这在古代十分常见。西周至春秋时期山戎屡次侵燕,甚至侵齐,乃至青铜时代以后在长城地带上演的一幕幕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征战的历史大多于此有关。《战国策》记载了苏秦这样一段话:“昔者齐燕战于恒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就是说在春秋中期左右,燕国还在受齐国和胡(应该包括狄人)的侵扰。直到春秋晚期,由于晋国在今天的山西中部大败北方诸族群,属于狄人的代国也到影响,北方地区各游牧族群对中原农业民族的入侵才渐渐平息下来。《左传.昭公元年》载:“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指的就是公元前541年晋国大败北方游牧族群的事件。这一场战役形成的历史转折,极有可能使得代国再也无力对外抢夺燕国了。所以春秋晚期以后代国文化里燕国青铜器少于中期,此后,在张家口地区再次见到燕国青铜器时,这些铜器的主人已是战国时期名正言顺的燕国人了。因此,代文化中的燕国铜器不排除来自掠夺,因为以此推理才能把代国贵族拥有孟姬匜一类燕国青铜礼器的原因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目前,对代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虽然许多历史疑问随着考古新发现不断地被一一解开,但更多的问题又不断被提了出来,比如,代国与中山国同属狄族,为什么同一时间在张家口一带建立了代国,而在河北平山县一带又建立了中山国?内中原委是部落不同或狄族本身分支造成,或者还有其它原因?再者,代国与燕赵中原诸侯国之间,与中山,山戎,乃至与北方草原其它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与融合的过程等等,都有待人们去发现,去追寻、去探索。考古学就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提出问题之间不断地迂回前进,或许这就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吧。

  代国,是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晚期由狄人建立的一个与中原文化完全不同的农牧文化的国家。代国的文化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色彩,也有着中原农耕民族的特性,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的一种独特的青铜文明,形成这种状况的起因,既有北方多民族、多族群的人类群体在这里长期生存、交往、融合的历史因素,也有冀西北地区北高南底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南面的农耕民族与北面的游牧民族在此碰撞相会的地理原因。如果把代国文化的这一特证放到长城文化的大历史背景下观察,代国文化恰恰体现了长城文化所具有的农耕与游牧文化分界带的特点,它铸就了张家口边塞文化的历史基础,是形成长城文化链条中最早的环节之一。

  张家口地处长城地带,北跨草原南接中原,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沟通辽西、河套和中原不同人类文化交往的“三岔口”,在促进中华文明的形成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青铜时代以来,张家口又是农耕与游牧民族杂居之地,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先后在这里聚集生活,为张家口输入了多元的文化,也形成了张家口独特的古文化特征。长城修筑之后,张家口又是一处重要的关隘,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这里相继上演了一幕幕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从征战到融合统一,直至开放互市的历史大剧。清代以后,以张库商道著称的中俄贸易之路,就是从这里出发走向草原,通向俄罗斯,张家口又为北方草原茶叶之路的繁荣谱写出了华彩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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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冀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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