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忠义做客抡才书院杂谈旧时银钱业的发展轨迹和特征

　　2013年12月14日抡才书院文化沙龙请来堡子里文史研究者、退休工程师常忠义先生对中国旧时银钱业的发展轨迹及张家口银钱业的特点进行讲述。中国旧时经营货币的行业叫“银钱业”，二十世纪早期张家口曾有“银钱业公会”，1946年成立过“银钱业联合会”；上海银钱业组织简称“钱业公会”。对许多现代人来说，“典当”、“印局”、“帐局”、“钱庄”、“银号”、“票号”等词汇都很熟悉，但对于他们的确切含义和发展成败、相互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就不是十分清楚的了。常先生的讲解澄清了人们的模糊认识，他还通过提供详实的史料说明观点，令人信服。史料还雄辩地说明晋商和张家口在中国银钱业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由于时间原因他准备的两部分内容只讲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张家口银钱业的特点：银钱业东家晋商占有半壁江山，银钱业字号用人首选山右之人；堡子里----支持东口繁荣商贸活动的钱柜、银库；晋人学商辑要几条，几点银钱知识介绍”等内容只能再择时安排讲解。下面将常先生所讲的第一部分内容“银钱业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总结如下。

　　引言：旧时的银钱业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为满足不同朝代不同阶段的社会需求和商业贸易活动的需求，引发了银钱“流动、融通”市场，而操作这种运作环节的机构组织经过渐进的扩展演变，最终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行业，后来银钱业发展成为了百业之首。根据史料记载，银钱业组织形态的演变历程是从典当行开始，发展到印局、帐局、钱庄、银号、票号，后发展成为银行。

　　我国的封建社会有着二千多年的历史，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对于货币都有着各自的规定和律法。“银两”和“制钱”是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而银号和钱庄是延续最长的银钱业店铺，故此有着“银钱业”这样的称谓。

　　银钱业是旧有的称谓，新中国以后改称金融业，“金融”一词源自日语翻译自英语“FINANCE”。

　　一、最早的银钱“流动、融通”行当-----当舖典当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据一些专家学者考证应在南北朝时期，他们大多认可“典当为银钱业最初形式”的説法。

　　典当行为必须要具备“当”和“赎”的完整关系，在记载南北朝南朝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有着清晰的记载。南朝时期（420----589年）的典当活动最初是由寺庙开始经营的。南北朝时期是封建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商品经济有着显著发展，一些官吏豪绅和寺庙积聚了财富。寺庙由于当朝统治者和士大夫信仰佛教，获得了大量的馈赠与施舍，拥有可观的庙产，又享受免税，其寺庙花费有限，便开办了名为“质库”的救济机构。与此同时，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多贫穷的商民、农民、小手工业者。“质库”不是无偿的“救济”，而是抵押借贷，史称“寺院质库”，后来也叫做“长生库”。有些富者改变了以往藏银于自家的做法，而贫穷者生活和小资本经营需要银钱，“典当、质库”便扮演了“中介”角色，为银钱提供者提供获利渠道，为贫者和急用钱者提供数额有限度的资金。但获得银钱者必须以物做抵押，赎回时将本利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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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北朝的“寺庙之库”开始，典当行在唐朝时完全演变为社会上的一种独立的特殊行业，走向商业化，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唐朝有着长时期的盛世年代，经济繁荣市场繁华，典当行成了可以滋生“無尽富、长生财”的利籔。“僦柜”是唐代对典当业的称谓，《资治通鉴》注解“僦柜”：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子母钱外复还子钱。唐朝的社会环境延展了典当行经营的范畴和规模，方便了形形色色人们的资金资本需求。

　　典当行兴起于南北朝，兴盛于唐代，历史走到清代时又有了发展。据资料记载，在清代中后期，典当业发展极为迅猛，出现了以往朝代未曾有过的“皇当、官当”，成为一个热点“投资”领域。据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共有当铺18075个，收缴税银90375两。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国有当铺23139家，收缴典税115695两。

　　皇当为皇家开办，曾有记载，清代雍正帝自己就有典当舖，而且作为赏物赐予他人。如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十七的一则上谕“从前舅舅佟国维在日，家计艰窘，朕所深悉。朕意隆科多必至愈加窘乏，故将朕藩邸所有之典舖赏给一处。帝王引领开办典当舖，贵族、官府、大户绅商同样热衷于开办典当以资取利，由众多的民间地主商人开办的“民当”便如同雨后春笋一般。

　　清代典当兴盛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把官家的库银拿到典商、盐商等获利好的买卖商家，来取得利息。如《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七月，山西巡抚明德奏：“查晋省当商颇多，亦善营运，司库现存月款，请动借八万两，交商以一分生息。五六年后，除归旧帑本外，可有息本银70000两，每年生息8600余两，足付敷通省惠兵之用-----倡旨允许。”再有， 康雍乾盛世之期，百姓生产生活较为安定，商业贸易繁荣，城市集镇市井增加，自然带来银钱“流动、融通”量的快速增长，也是引发典当行旺盛发达的重要因素。

　　典当行有着丰厚利润，其风险较小、以资生息、利润稳定是吸引众多投资者的关键。典当一般是属于小额抵押贷款方式，其风险大多可以掌控，抵押物采取“值十当五”或更低的规则，而利息又很高，故亏本的现象难以出现。还有典税极低，也是求得利润的一个保障。

　　典当行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分为四类：典、当、质、押。实际上也是四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典”为最大，“押”为最低。“典”之舖遇到价值连城的当物时不能以财力不足而“拒当”。而“当”之舖，可以对于质贷款数限额，可以婉言“辞当”。据业者回忆，称为“典”舖的在清朝后期，仅有二家，北京南京各有一家，到后来就逐渐消失了。关于“典”和“当”的区别另有其它解释 。

　　张家口在清代商贸活动最为繁盛之期，究竟有过多少当铺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作为一个旱码头，千业百货，店铺林立，商民众多，当铺想必不会少的，在上堡曾经有过一条“当铺巷”的街名延续到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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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代金融学来看，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资金借贷行为，它以“质贷”为基本形式特征，其功能就是促使银钱“流动”起来，产生融资调剂的效应。

　　事物发展有着高峰期，就会有低谷，或致衰落。清末典当走入衰败，主要缘由有：战乱频发，遭遇军队不测之“掠抢”；连年灾荒，市场萧条，民生不定，无物以当：课税加重，摊派加重；货币混乱，通货膨胀；社会变迁，满货亏损，资本枯竭，周转不济。等等原因使典当行走入了下坡路，但是它没有完全灭绝，仍然小范围地存在着。

　　民间有一句传下来的老话：你有多少“家当”。实际就是问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可以“当”出去换得现钱。

　　二、印局和帐局的演变过程

　　1、印局。印局出现于明末清初，是为了适应城市集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贫民、小商小贩融资的需要而产生的民间小额借贷组织。从印局借贷的钱，就称为“印子钱”，被后人解释为“高利贷”。印子钱的发放都是制钱，不贷银两。数额一般为二三串，最多不过十来串。印局借贷的期限很短，最短的有“朝发夕收”，也有以百日为限的。规定每日或每十日还钱一次，本利合算，还钱一次盖一次印，故名为“印子钱”。印子钱利息很高，通常为月息三分至六分。不论借款期长短，皆须有熟人作保，方可借贷。

　　近代以来在长江以北，晋商开设的印局较多，清代内阁大学士祁隽藻于咸丰三年（1853年）在奏折中説“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商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等，俱向其借用钱文------。若一旦印局歇业，则“旗民无处通融，生计攸关，竭蹶者居多”。可见，印局在为小商小贩、破落的旗人和汉民、手头拮据而急用钱者等，起到了“接济、周转、流通”的作用。另外这种高利贷形式的借贷，主要功能是“救急不救穷”，如用印子钱去解决“穷”的问题，无疑会走向“越借越穷”的死亡地狱。

　　印局借贷的印子钱属高利贷，到清末民初之期，“资本业者”走向成熟，有了多种选择。此时印局经营的业务便慢慢的衰落，印局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高利贷”并没有绝迹，演变为私人之间私下暗地的借贷。

　　我们再看一件清代奏折中写道“穷窘之人原无资本，惟赖印局挪钱，以资生利-----帐局不发本，印局竭其源，则游民失其业”。（《通政使司副使董瀛山奏折》咸丰三年）由此可见，印局的资本源于帐局，它和帐局的关系是大小债权的关系。由于它的资本金源于帐局，要有经营成本和所付帐局之利息，本身还需得到利润，故此它借贷出去的钱利息之高是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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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帐局。帐局亦名帐庄，是专营存款、放款业务的银钱借贷组织。据学者考证，大约产生于清雍正、乾隆时期。此朝此时，国内农产品和小规模的工业产品及小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充斥于市场，带来了商品交换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繁荣。国内城市集镇经济发展，周围国家的关系基本安定，扩大了对俄、南洋的贸易。这样原先靠自有资本从事经营的店铺与商品经营所需资本已经很不适应，出现了“各行店铺自本者十部一二，全恃借贷流通”（王茂荫《王侍郎奏议》）的情况。于是在乾隆元年（1736年）由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出资4万两白银，首先在张家口开设“祥发永”帐局。这是研究晋商学者经过考证确定的一个説法。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有记录的第一个帐局是在张家口这块土地上建立的呢？要回答此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张家口从明朝茶马互市起，已经开发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到了清代，长城以里的各类产品源源不断的由最早的“旅蒙商”深于漠南草地，与蒙古族牧民交易。后来康熙皇帝征服了漠北统一了蒙古，到了雍正皇帝时期，又把和俄罗斯的贸易开展起来，形成了我们所説的“张库商道”。因此上对蒙古草原所有牧民的买卖交易和对于俄国的外贸出口，生意量之大、买卖周期之长、所需银钱之多，都成了在张家口开办的各种字号所面临的大问题，银钱、本钱、周转资金怎样筹措？这时候先于他人一步做生意的个别晋商，用已经挣到的较为雄厚的资金作为原始积累开办起了“帐局”，用以支援支持其他商人生意上所用的银两。而开办帐局的晋商则达到了“以钱生钱”的目的，使他们自己脱离了那种走荒原大漠的辛苦生意，或者至少减少了一部分这样的辛苦。

　　在票号问世前，帐局除了在张家口设立，还陆续在北京保定天津多伦及太原汾州等地设立。曾有一奏折，説京城“银钱所以不穷，尤藉帐局为接济”。（祁隽藻奏折）由于山西帐局适应了商品经济的需要，因此发展相对迅速。到咸丰初期1853年时，京城有268家帐局，晋商占有210家，顺天府47家，江苏浙江安徽陕西共11家。

　　帐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咸丰三年朝廷的一章奏折写到“闻帐局自来借贷，多以一年为期。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街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帐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御史王茂荫奏折）。

　　旧时的银钱业各类店舖其业务范围各自逐渐扩展，银号钱庄便替代了帐局。但无论在何朝何代，称谓何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商贸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

　　三、钱庄是银钱业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钱庄早期称为钱市、钱桌等名，以后随其发展又称为钱铺、钱店、钱局、钱号，是银钱业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最早的钱桌在明代就已经初现，以兑换市场各种钱币为业。到了清康熙朝后期，日益丰富的商品交易逐渐打破了国内地区间和国家间的藩篱界限，但由于当时的本国货币制度极不统一，如银两的成色问题，银两和制钱之间的兑换值变动幅度等问题，阻碍了商贸流通和商民的生意。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已有的钱舖钱庄加强了货币兑换业务，另外又开始代其他商人保管暂时闲置的银两，并受商人委托办理支付事宜，成为了商人商户之间的支付中介。后续的演变又引出了存储借贷，把代管的银两借给暂时需要货币的其他商人。这样，货币兑换商就从简单的银钱兑换功能先扩展为支付中介，进而成为信用中介了，这就是钱庄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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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钱庄发展的过程看出，它的兴盛既与商业的繁荣发达及工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又与明清甚至民国时期使用的货币单位不统一有着直接的联系。

　　钱庄业务成熟完善后，可以发行、兑换各种“帖票”，其帖票有了替代货币的功能，代以银钱的周转。其发行的帖票有几种：凭帖、兑帖、上帖、上票、壶瓶帖、期帖。六种专门的“帖票”实为信用流通工具，最晚已在道光中普遍使用。前三种是见票即付现款，其作用等同于现金，后面的几种有着各自作用，但信用度相对低些，容易产生纠葛，因而清政府曾下令禁止使用，实际上禁而不止。

　　钱庄的存款对象主要来源于商业、住户、和同业之间。此三者占存款总额的绝大多数。商业是指一般零售商、批发商、牙紀等；住户主要是官僚、资本家、房产主等；同业则指银行银号和典当业。钱庄的放款对象因性质不同分为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信用放款全凭借款人的信用，抵押放款则相反，但已经不是典当行衣物小件的抵押品了。

　　文献记载晋商经营的钱铺（钱庄的前身）早在明代末期已经存在，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在苏州的山西钱铺就有81家，嘉庆道光咸丰年间，钱庄更是兴盛。张家口及北京、天津、归化、兰州、开封、汉口等商业重镇的银钱业势力以晋商势力为强。张家口为一商贸重镇，统治了草原贸易和对俄贸易的大半江山，在最繁华的时间点上，其钱庄银号的数量应该在百家左右，银钱流通量也绝不会是小数。在一本1951年出版的老书中，调查报告记录了山东临清县为漕运码头、货物交流之地，市面繁荣，此地经营兑换元宝、碎银、放款出帖(银票、庄票)的银号和钱铺就有七、八十家，时间为清同治到光绪期间。张家口是晋商盘踞的大本营，清同治、光绪时期山东临清与我们张家口的商贸交易量是不可相比的，张家口当时如果没有大量的货币流通量来支持多如牛毛的大小商号是不行的。

　　钱庄最后的兴盛时期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票号被现代银行挤对而日渐衰落。此时，钱庄在原有存、放款业务外，开始把票号的汇兑业务揽在手中。如民国初期的《东方杂志》曾这样描述：“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外国银行设立中国以来，此等钱庄、金融之便，多赖于外国银行，不复恃票号之助。国内汇兑，虽系票号之专业，然钱庄亦能经营，而钱庄之汇费，更较廉于票号，商人多以托钱庄为便。且钱庄存款利息较高，中国官吏，亦多存款于钱庄”。据统计，1912年山西省有钱庄412家，1913年增至526家，1914年又增至561家。至此，钱庄慢慢地把握了票号的业务。

　　钱庄是我国银钱业“融通、流动”的重要组织形式，其产生时间要早于票号，而衰落又晚于票号。从三十年代后，钱庄的兴盛期便过去，逐渐走入下坡路。实际上就在清朝乾隆盛世以后，清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商民破败惨淡经营，私人的钱庄就多有倒闭或自生自灭。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兴起，京沪等地钱庄出现倒闭风潮，如咸丰三年2月15日这天，北京就因挤兑风潮，倒闭钱庄2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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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从各自延续的历史时期的长短去看，和对于商贸活动及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去看，各自不尽相同，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典当行活动的时期最长，但其银钱流通量最小，它不具有推动商贸活动的能量；而票号经营活动的时间较短，仅有百年之余，但是它的银钱流通量为最大，涉及地域最广，对经济商贸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

　　钱庄、银号是以“商贸资本”开展业务时间最长的银钱业组织，介于帐局后期、票号前后期，成为具有最后兴盛期的银钱业组织。它从最初的简单的单一业务，不断的和相近的银钱业机构竞争、融合，最终演变为具有综合性业务的银钱业组织。但是它侧重于中小商贸活动的推动和融资，服务于中小商人的发展需求，服务于中小富足之户的资本生息，放贷于如同我们今天所説的“微小企业”。后来还将汇兑业务掌握在手中，与进入国门的外资银行、后来成立的各级政府银行、半官方的专业银行相互补充，灵活多变，竭力竞争，成为挣扎于缝隙之间的小型民间银钱业组织。钱庄银号可以讲是发展历史周期最长的，商贸活动和社会进步推动力强劲的一种民间银钱业组织。

　　其次还有印局、帐局，印局的“印子钱”属于“以资生息”的行为，其后的高利贷始终在民间暗地里持续不断。帐局对于商贸活动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它在旧时的银钱业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功不可没。

　　六、与银钱业有关的实物和图片展示

　　介绍几张旧时的银票、当票、钱票、图片和戥子、平码实物。

　　1、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银票一张，北京（PEKING）和华银行（HO WAN BANK）足银五万两，背后书写毛笔字体“此票京张铁路奏准后迟三个礼拜付交不准作废”。

　　2、民国二十五年当票一张，当铺为府西街“聚泰当”。

　　3、清光绪四年饷押票一张，押舖为“广生”。

　　4、大明通行宝钞钱票一张，面值一贯。

　　5、元代兴国路五十两银锭图片。

　　6、天津清末民初“万成当”当舖地址照片。

　　7、清道光年张家口蔚州铸五十两银元宝照片。

　　8、清同治年蔚州铸十两银元宝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