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寻根记

　　如今泥河湾盆地已成为世界古人类文化研究的宝库，泥河湾从早更新世至晚更新世末期（距今260万——78万年）都有旧 石器时代的发现。80多年来中外科学家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向全世界呈现出一个特写：人类不仅仅只来自东非的奥杜韦峡谷，也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80多年来，我国考古、地质学家们的艰苦而辛苦的探索过程就是中华儿女寻根的历程。我们研究泥河湾、保护泥河湾，就要了解这段寻根的历程。为此，从本期起将连载安俊杰的新著《泥河湾寻根记》以飨读者。

　　安俊杰

　　第一章 缘起西学东渐

　　一 一封《向传教士呼吁》的信

　　公元1921年3月的一天，天津耶稣会崇德堂的神甫寓所内。刚刚从直隶省口北道考察归来的法国传教士桑志华（Emile Licent）正在伏案疾书。

　　这位获得法兰西生物地质学博士学位的天主教神甫，在大学攻读时就渴望到东方古老的中国考察那里与法国迥然不同的地质生物状况。想亲眼看一看新生代时期喜马拉雅运动形成的世界屋脊，为什么竟然比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高出4000多米！那里的地质生物是个谜！他为了解开这个谜于1913年来到中国，喜马拉雅山没有去成，倒是迷上了黄河。8年来他沿着黄河，一边传教一边调查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地质和物产，搜集各种材料以备研究之用。在来往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旅途中，桑志华发现白河流域的地质和生物也很有特点，便几次溯流而上到延庆、赤城调查。这次他就是到后城一带调查后刚刚返回天津的。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的黄土层中采集到旧石器时代的石英制品之后，便萌生了寻找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念头。不久，两位天主教神甫莫斯塔特和德维尔特告诉他，在鄂尔多斯沙漠南缘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这更激起桑志华考察古人类遗址、收集遗物的劲头，几年来的奔波，收获颇丰。

　　1921年1月，法国政府步美国的后尘，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创办高等学校，决定委托耶稣会以献县为中心的直隶东南教区具体负责。由于献县教区没有兴办大学的理想之地，便决定在天津创办“天津工商大学”，在教会内部称为“天津圣心学院”。校址选在马场道141号，次年开工。当桑志华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极力建议在建大学的同时建一所博物院。他四处奔走呼吁“为保存搜集之物，博物院之设立，实为急务”。他认为，在中国北部尚无完善的地质研究院的情况下，“若在大学特设一科，专为研究华北矿农及其它各种之来源，此时似难以办到。然而为便利华人及外人关心华北之经济情形及科学上之各种问题起见，博物院之设立实不可少。”这个建议最终得到了献县天主教耶稣会金道宣院长的支持，答应予以资金上的赞助。欣喜之余，桑志华又为馆藏标本的事发愁。8年来他个人收集到的几万件动物、植物和矿物的标本显然远远不足。怎么办？思来想去，有了两条主意。一是缩小馆藏标本的范围，仅限于黄白两河流域，以研究黄白两河流域的农矿地质及动植物为限，起名黄河白河博物院。但是，当1922年9月23日博物院大楼竣工后，同仁们一致认为可以称得起北中国的第一所自然博物馆。作为首任院长的桑志华几番斟酌后，正式命名为“北疆博物院”，说来这是后话了。

　　第二条主意便是写封呼吁信，请各地的传教士们帮助寻找和收集各种哺乳类、爬行类动物的骸骨和化石，各种植物、矿物中有价值的标本和化石，古人类的石器及各种历史古物，为即将建成的博物院补充标本。他还特别提到口北道一带的标本尤为缺乏，殷切希望直隶北部教区的同仁们能提供当地的标本，那怕是这方面的信息也好。

　　在题为《向传教士呼吁》的信中，他恳请在华北各地的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不论是遣使会士，还是耶稣会士，都要抛弃前嫌，为科学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献身，为博物院之建立出力。他还在信中介绍了对地层结构、动植物、矿物标本和化石、石器观察识别的基本知识，并约定了提供信息的联络方法。

　　“洋洋洒洒一大篇，到头来有多少人响应呢？”当桑志华写完最后一句时禁不住脱口自问。他想起自己来中国后8年的坎坷经历和教会内耶稣会和遣使会两个修会之间的明争暗斗，心情变得黯色，继而想到告诉他萨拉乌苏河信息的两个热心人时，心头一振，提笔写下了漂亮的签名，并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大声说道：“天主保佑我吧，阿门！”

　　二 古怪的文森特神甫

　　在口北道宣化县的道县治所宣化城西南，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村庄叫南屯。说它远近闻名，一来因为是个大村老村，元朝时这里就是蒙古人屯兵牧马之地，后来立村为永南堡。清咸丰年间，县太爷察看灾情来到此地，见有大片滩地可垦，便命村民迁堡建屯。二来是村里有个法国人建的天主教总堂，长期居住着一些外国神甫和修女。三是泥河湾分堂有个古怪的法国神甫，名叫文森特。说他古怪，其实只因他与众不同，和其他外国传教士相比有好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耶稣会会士们虽然都发过“绝财、绝色、绝意”的三愿，但大多并不怎么认真遵守，唯有文森特律己特严，极为虔诚。特别是在灵修生活中更是如此。就拿执行“大避静”这条会规来说，会规要求会士每年仿效福音书所载耶稣在旷野中40天的事迹，独自潜修。在这40天中，无论居何职位者均须摆脱会务，根据《神操》内容默思祈祷。这就是所谓的“大避静”。不少会士找各种理由不做“大避静”，代之以做7-8天或3天的“小避静”，有的每月做一次“月省”应付了事。可文森特不同，不但每年的“大避静”必做不误，而且还要在大腿上绑着钉有锋利的金属钩刺的苦修带。每当活动时这种倒钩刺便扎进肉里，意在提醒你勿忘耶稣所受的苦难。修会规定每次戴苦修带不超过两小时，可他常常戴着苦修带到野外活动忘了时间。疲劳时还要缩紧扣环，让钩刺扎得深些，用更大的疼痛来振作精神。

　　文森特平时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对教友们随和平易，爱问人们各种种样的问题。在教民们眼中，文森特也与常人不同，如下雨天别人往屋里跑，他却冲入雨阵任凭淋洒；冬天用冷水洗澡、雪擦身。还有一个古怪的爱好，就是喜欢收藏一些人们看来既不值钱也不好看的骨头、石块之类的东西。文森特常常到山沟、崖头、洞穴和河边转游，这里挖挖，那里看看。有时叽哩哇啦地自言自语，有时盯着个什么物件发呆。在他极为简陋的居室里摆满了各种动物遗骨、化石和石器。

　　就是这个“古怪”的文森特，不经意间发现了离教堂不远的桑干河畔，有一处经河水冲刷形成的断崖剖面上内含着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不久，他看到了桑志华的《向传教士呼吁》的信。为了和桑志华尽快取得联系，文森特专程赶到宣化长途电话局与桑志华通了话，向他报告了在泥河湾的发现和已收集到一些古生物化石的信息。桑志华非常高兴，让他继续采集，并说将给他写信详细进行讨论。

　　文森特于1921年至1924年在泥河湾教堂任本堂神甫。3年中他走遍了化稍营、大田洼、石匣里和深井一带的坡沟山梁。在桑志华不间断的书信指导下，不但采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化石，而且使自己的学识也大有提高，成为业余的考古学者。

　　他在泥河湾村东崖头剖面的深红色土层上发现了野牛的头骨化石，虽然不大完整，但是花费了很长时间。后来经过中外专家多次发掘研究认为，这是泥河湾地层中发现的最普遍的动物之一，是中国最古老的牛科，地质时代在更新世早期至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240多万年。

　　他还发现了纳玛象的牙齿化石和一些破碎肢骨。那是在一次暴雨后发现的。他发现雨水冲刷崖头剖面往往能显露出一些新的化石，便常常在下大雨时守候在剖面前观察，认为这是迎接天主赏赐的好机会，也是修行的好方法。1930年，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皮孚陀在研究泥河湾动物群时，就反复观察过他提供的象齿化石。1972年，我国考古学家盖培、卫奇和赵聚发在泥河湾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纳玛象头骨化石。

　　文森特还发现了泥河湾动物群的另一个主要成员双叉四不象鹿和丽蚌、介形类动物化石。这些化石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但文森特是第一人。如果说泥河湾盆地是一个世界古人类文化研究的宝库的话，那么文森特便是第一个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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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泥河湾在哪里？”

　　光阴荏苒，转眼间已过了３年。

　　３年来桑志华接连办了几件大事：

　　1922年亲自主持北疆博物院大楼的建筑施工事宜，4月23日开工，9月23日告竣。后又相继建起了宿舍楼、公共博物院和南楼。

　　邀请德日进、巴尔博等著名专家学者一道继续对黄、白河流域的地质生物和古人类遗址进行考察。先后到萨拉乌苏、宁夏灵武、河套地区、热河围场和内蒙古集宁等地调查。

　　1923年4月在天津召开科学研究会，与德日进分别发表演讲。博物院开馆，展示他在华期间采集的6.9万余件动、植物、矿物和人类学、生物学标本，一下子在天津学术界和外国人中引起了轰动。

　　1924年发表了他1913——1922年的调查记录。其中，1920年他在庆阳更新世晚期黄土层中发现三件人工打制石器，一件是石英岩石核，两件是石类岩石片。被考古界认为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批旧石器。

　　德日进应邀于1923年5月来到天津后便与桑志华先后几次赴西北考察。1924年夏，当他俩随同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前往萨拉乌苏考察返回途中，按照事先约定，在张家口土尔沟天主教堂与文森特会了面。文森特大喜过望，对他来说，桑志华和德日进都是他久已心仪的大专家。在盛情款待的同时，详细叙说了自己在泥河湾的发现和看法，拿出珍藏的各种古物请他们鉴定。

　　面对着这么多珍贵的化石等古物，桑、德二人惊喜万分，一致认为泥河湾有着非常古老的地层和动物群。桑志华打开随身携带的中国地图，问文森特：“泥河湾在哪里？”文森特回答：“太小了，地图上找不到。”接着他不假思索地介绍起来。

　　泥河湾村是桑干河畔的一个小山村。清朝时建村，具体年代不详。村民分赵、李、陈、常四大姓，全村不足百户人家，信天主教的约占三分之一。由于村南是桑干河河水缓流之地，淤泥形成了大片河湾地，故名泥河湾。村里的教堂是1911年由法国神甫林懋德用庚子赔款修建的。是宣化教区南屯总堂所辖的一个分堂，下设张家沟、沙咀子和赵家坪3个支堂。这一带地处桑干河中游，是个盆地，很早以前是个内陆大湖。由于地壳运动和气候的变化，古湖时大时小，水位忽升忽降，便形成巨大的水力，长期冲击着石匣里峡壁，最终切割成峡口，湖水泄尽后慢慢变成桑干河。而湖岸和河岸在水流的强烈冲刷下，不少地层裸露出来，有的还形成自然陡壁剖面。观察这些陡壁剖面，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层是由重叠的淡水沉积物组成。剖面上黄土堆积之下和红土层之上有一整套河湖相沉积，里面有着非常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文森特指着桌子上摆着的纳玛象、古野牛、双叉四不象鹿和丽蚌等动物化石说：“这些化石都给你们了，算作我献给北疆博物院的一点菲薄的礼物吧！”

　　感激之余，桑志华将他编辑出版的一套《天津北疆博物院丛书》赠给了文森特。

　　德日进请文森特讲讲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着什么古老的神话故事和传说。他认为，在近代田野考古学发端以前，全世界所有的远古历史与文化，都只能从神话和传说中去追寻。在新旧大陆的几个文明发祥地，史学家们所能追溯到的文明源头，同样也只有传说和神话。考古工作者不仅应该搞好田野发掘，而且要在调查中多了解民间的古老传说和神话。这是因为神话和传说是人类早期的模糊记忆，是经过长时间“口耳相授”集体修改的口头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考古工作者的向导。

　　桑志华十分赞同德日进的观点，他说，我们人类对自己的历史了解得太少太少了，恐怕连百分之一也不及。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存在不同的人种？人类是智慧的，这智慧从何而来？人类是文明的，这文明从何而来，都需要考古学家、地质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来研究回答。我们就是要通过对古代动植物、矿物和人工制品或文化遗物的采集、调查和研究，将人类童年的往事，一幕幕展示出来。就需要在调查中多了解一些古老的传说。

　　四 猪浚河的传说

　　听完桑志华和德日进的谈话后，文森特给他们讲了自己听过多遍的猪浚河的传说。

　　很早很早以前，四面环山的阳原县境内，山上树林密布，川地庄稼茂盛，气候温和湿润，先人们过着富裕安宁的生活。后来不知咋的触怒了天神，暴雨下个不停，洪水汇聚成一个红洋海，淹没了良田和草场，冲毁了房屋和村庄。失去家园的人们扶老携幼逃上坡梁高岗。可是洪水仍在不断上涨。聚集在高岗上的人们眼看着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不由得齐声痛哭。这哭声惊天动地，传遍四野，传到了正在西天取经路上的唐僧耳朵里。他命徒弟孙悟空打探一下是哪里发生了大悲之事。孙悟空遵命，一个筋斗来到阳原上空。仔细观看，发现是师父曾经受难的地方成了汪洋大海，便赶忙回去向唐僧报告。

　　原来唐僧的父亲陈光蕊考中状元后，携同身怀六甲的妻子赴任做官。途经此地时被水贼刘洪打入水中身亡。水贼不但霸占了陈妻，还冒名当了官。数月后陈妻生下一子，为免遭刘洪迫害，母亲把孩子放在一个浮石做的匣子里，并咬破食指用鲜血在白绫上写下了儿子的身世。尔后乘夜深人静之际将石匣放入水中。第二天清晨，石匣子漂到了东山上的雨淋寺下。一个小和尚到山下挑水时，看见水面上漂着一个东西熠熠发光。赶忙回去报告住持老和尚。打捞上石匣后一看，里面有个小男婴。老和尚便着人抚养起来。长大后剃度为僧，起法名为玄藏。人们称那打捞石匣之处为石匣里。

　　唐僧听孙悟空说是自己受难被救之地成了红洋海，老百姓眼看就要被淹死，便命徒弟猪八戒火速前去抢救。天蓬元帅不敢怠慢，赶忙到阳原一看，只见波涛汹涌，汪洋一片。情势紧急，危在旦夕，不容多想，老猪便使出看家本领，现出原形。只见一头其大无比的黑猪，沉入水底，对准石匣里峡壁的方位，猛地用坚硬硕大的嘴头浚去。只听得地动山摇一声巨响，但见峡壁坍塌，洪水东泄，红洋海变成了洪洋江，阳原一带的百姓们得救了。为了纪念天蓬元帅救众之举，当地百姓便将洪洋江改名为猪浚河。

　　不知过了多少年，这里的气候变得寒冷干旱，每逢农历五月桑椹成熟季节，猪浚河的水流便开始干涸，慢慢地人们又把猪浚河叫做桑干河，一直沿习至今。

　　桑志华和德日进听得入迷，文森特讲完后三人发了一通议论。对照文森特发现的那些化石，认定泥河湾一带的地层和古动物化石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准备尽快到实地 调查。

　　过了53年后，中国《地理知识》杂志1977年第8期刊登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卫奇与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张畅耕、鲜廷琦合写的一篇题为《“大同湖”——雁北历史上的一个湖泊》的文章（大同湖即泥河湾古湖），运用多年来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向世人描述了泥河湾一带的变迁，印证了由红洋海变为洪洋江，继而变为猪浚河，又变为桑干河的那个神奇的猪浚河的传说。这里摘录部分原文以飨读者：

　　“二、三百万年以前，人类在地球上还处于孕育时期。当时的大同盆地是一片烟波浩淼的内陆湖，湖边山区是一片繁茂的森林，森林间隙是绿草如茵的草地。……在湖边生活着三十多种哺乳动物，其中有第三纪残留下来的长鼻三趾马和蹄龟；也有第四纪的标准种属，如野牛、三门马、纳玛象、板齿犀、四不象鹿；还有刺猬、短耳兔、丁氏鼢鼠、泥河湾剑齿虎、新猎豹、中国羚羊、山东绵羊等。湖里生活着泥河湾多刺鱼和鲤鱼。湖的浅水域栖息着大量的丽蚌、蚬、螺等软体动物。那时的气候虽渐渐由热变凉，但仍然是比较暖和的。

　　随着地壳的活动和气候的变化，大同湖的水域经历了多次的变化……

　　一、二百万年过去了。气候比以前变得又冷了一些。……大概到了约十万年前，在现在的山西省阳高县古城乡的许家窑村和河北省阳原县东井集乡的侯家窑村之间当时生活着一种人，我们称他们为许家窑人。他们以打猎为生，过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原始生活……

　　气候变得越来越凉爽。大同湖底的下沉似乎已经减弱，最后石匣山口被切割开，湖水泄尽，湖底露出水面，盆地出现了，桑干河从中蜿蜒流过，除了零星集水洼以外，大同湖消亡了。不过，这已经是几万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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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桑志华其人

　　桑志华和德日进从张家口回到天津后，便着手准备亲赴泥河湾考察之事。不久，德日进接到巴黎来函，法国地质学会请他回国担任会长。德日进对自己失去一次实地调查的机会深感遗憾，便向桑志华推荐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G B Barbour）一同前往。巴尔博正为没有收集到足够的博士论文资料发愁，对此邀请欣然接受。于是桑志华、巴尔博2人于1924年9月中旬前往泥河湾村。短短3天的考察，他们便发现了泥河湾一带的地层极具代表性，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需要持续认真地进行观察、发掘和研究。从此，桑志华便与泥河湾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他在这一带的频繁活动，中外学者对泥河湾盆地的科学研究便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我国考古活动的情况。说到考古，可谓古来有之，过去叫金石学。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相当发达，出现过很多金石学家及其著作。比如欧阳修著有《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著有《金石录》，吕大临著有《考古录》等。到了清代，金石研究之风尤盛。许多历史学家，如顾炎武、钱大昕、吴大徵等运用金石资料考经补史，取得了显著成就。及至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包括田野考古学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这种考古学主要是通过田野发掘，对遗址遗物进行地质学、古人类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积贫积弱的满清王朝逐步走向衰亡，主权丧失，门户洞开。一些外国的冒险家打着科学、探险或传教的幌子，深入中国的新疆、西藏、甘肃、内蒙古一代从事掠夺抢劫文物的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知识界开始觉醒，帝国主义的劫掠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止。此时来华的西方学者、传教士中，除了上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者外，还有一些地质学、古生物学及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他们在从事科学考察或传教的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活动，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声。其中安特生、桑志华、德日进等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最有贡献，与那些文化帝国主义者的掠夺迥然相异。

　　桑志华是最早来中国从事地质和古生物学以及史前考古活动的外国学者之一。他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不同，安特生是受中国北洋政府的聘请，作为农商部的矿政顾问来华，协助寻找铁矿和煤矿的。而桑志华则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爱好，通过传教的途径来“解谜”的。他37岁的时候来到中国，到1938年5月13日应召返回法国，在中国整整25年。他以利玛窦为榜样，以利玛窦所著《天学实义》为座右铭，以传教为媒介，从事地质考古调查和研究，传播科学知识。据《河北大学史》（其前身即天津工商大学）载，桑志华从1913年开始到1925年的13年间，在华北地区“不间断地跋涉，历经了3万余公里，始终以持久的毅力进行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三万种之植物，三万五千种之特种木质性物，各种奇异难言之哺乳类及爬行类动物，二千种关于人类学及生物学最有价值之标本，七千种关于岩与矿质之标本，皆系沿途所得者。此外尤有一万八千基罗之第三及第四地层之动物骸骨，以及各种关于人类学、工商学、农学之报告。’整个调查工作分三步：首先，循序调查黄河流域与白河流域及直隶海湾，极力搜集各种材料以备研究地质、植物、动物、经济、人类等学之用。其次，刊行各种地质调查情形的著作以及专家的报告。最后，将所得各种研究地质学的资料分送欧洲各科学研究院及将在中国设立的科学研究院。”

　　1925年桑志华先后4次考察泥河湾，足迹踏遍了整个泥河湾盆地。1926年9、10月间，他又陪同二度来华的德日进到泥河湾进行调查。他们确认了分布于盆地的丰富沉积物的重大科学意义，认为非常接近欧洲意大利的维拉弗朗地层。他们大量收购化石送回天津北疆物院。从此以北疆博物院为大本营，南屯和泥河湾教堂为工作站，在当地百姓和传教士的帮助下进行了孜孜不倦的调查和采集。1929年桑志华不顾劳累，先后4次赴各地考察，用他的话说叫“科学旅行”。其中一次就是于7、8月间再次赴泥河湾调查。德日进对他的评价是：“如果没有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对桑干河的动物群则仍然一无所知。”

　　1927年桑志华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十字勋章，不久荣任法国科学院院士。1938年应召回国后定居巴黎，1952年去世。

　　在纪念泥河湾遗址重大科学发现80周年之际，人们没有忘记缅怀他的功绩。

　　六 北疆博物院

　　天津自然博物馆，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集动物、植物、地质、古生物、古人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博物馆。重点收藏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及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自然科学标本。馆藏标本已达40万件，居全国同类博物馆之首，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

　　她的前身就是北疆博物院，位于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17号天津外语学院院内。北疆博物院是桑志华一手操持创建起来的。虽然当时是一所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但由于和工商大学同在一个大院里，互通互补，犹如一体。1927年5月出版的《工商大学校刊》第一期载文说：博物院“裨益于该大学学生，良非浅鲜”。“事实上，该院固无异为本校之科学图书馆，本校所授的哲学及高中之生物学各项课程，须要任何标本参考，均可立致，而于有研究兴趣之各教授与师生均着先鞭，耳闻目睹，无形中本校师生研究学术之风气，自然比较浓厚也。”

　　博物院不但设有陈列室，还有实验室，后来又新建了试验馆楼和公共博物院，共占地2000多平方米。展室陈列的各种标本，每星期三、六、日对外开放。

　　博物院由桑志华任院长，德日进任副院长。在他俩的努力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各种标本日益增多。桑志华25年来发现的四个古动物群点：甘肃庆阳的三趾马动物群、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更新世哺乳动物和石器、河北阳原泥河湾和山西榆社的上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各种标本都在这里。还有桑志华梦寐以求的喜马拉雅山北矿山脉层的矿石标本。

　　1928年，南开大学的沈士骏教授在参观北疆博物院之后，写了一篇游记，叙述他的观感：“北疆博物院可算是在天津唯一的值得赞评的博物馆了。她的特色，就是该院法国教士桑志华历年在华北搜求的成绩，尤其是有史前人类的石器和河套以南榆林以北的老石器搜罗最富，足以傲视首屈一指的北京地质调查所了。凡是要看中国已知最古的石器，不可不到北疆博物院一饱眼福。”沈士骏还写道：“北疆博物院只有一个主任（院长），一个助手和一个修理工人，一个杂役，依比率比我们南开人少。但他们的标本是无法估价的。完全由外边采集，除旅费外不妄费一钱。”

　　桑志华、德日进二人在博物院从事科学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很多著述。据《河北大学史》载：“工商大学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计有德日进、桑志华、暴安良、侯仁之、林镜瀛等44位教师发表和出版的112种著述（含译文），其中，以法国人为主的外籍教师著述占59%，而德日进1人有著述41种，桑志华有16种”，“桑志华、德日进等倾注大量心血，从事探求中国北部兼及亚洲的人文、地理、地质、气象及动植物为对象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其成果为世人瞩目。”

　　桑志华回国后的第二年，因天津遭受水灾，博物院一部分展品迁到北京法国使馆附近新建的博物院内。此后，曾以搜集、保存和研究集于一身的北疆博物院便由发展期转入保管、利用的维持期。到1952年馆藏标本达20万件，为现在的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藏品基础。195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接收了北疆博物院，更名为天津人民科学馆。1956年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1997年又新建了规模宏大、馆藏达40万件的大型现代博物馆，1998年竣工并向世人开放。

　　从桑志华来华到如今的91年间，北疆博物院经历了西学东渐、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也经历了泥河湾遗址重大科学发现的的历程，她将作为中西科学文化交融的结晶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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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初探石破天惊

　　七 巴尔博发现泥河湾层

　　1924年9月13日，桑志华陪同巴尔博几经辗转来到了泥河湾村。

　　9月是塞外最美好的季节。天高云淡，气候宜人，满山遍野，郁郁葱葱。一连三日，桑志华和巴尔博在向导的带领下沿着桑干河及其支流壶流河两岸进行地质调查。他们先后在泥河湾村、虎头梁以及郝家台附近的河岸观察搜寻。发现这一带的岸边地层由于流水的强力切割，形成的剖面层次分明，自下而上可分为四层：三趾马红色粘土层、砾石和砂层、中间砂和粘土层、白色泥灰岩层。在红粘土层之上、黄砂土层之下的泥灰岩层中间，夹着不少厚蚌壳化石；在中间砂层及粘土层中有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经过仔细观察，巴尔博认为这两套由淡水沉积物组成的化石不是现代的种属。他推测这些化石的地层应属早更新世，那就是说距今有200多万年的历史。这可是石破天惊的发现！巴、桑二人非常兴奋，他们踯躅在岸边，流连忘返。他们把泥河湾村西北的土洞子村、东城南的西水地和东水地之间的地层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叫土洞层（Tutungbeds），认为其形成时代在黄土沉积早期；下部的灰泥岩叫泥河湾层（NineWanbeds），形成时代当在黄土形成以前。巴尔博认为，泥河湾层可以和欧洲意大利北部的维拉弗朗层（Villafranchian）相媲美，意义太重大了，应当正式命名为泥河湾层。至于西水地和东水地之间最下部的地层中由于含有保存不好的植物化石，而且这套地层沿河南岸向东，在小渡口附近一直到泥河湾村厚度逐渐增大。沿土洞子村河流地层发育含有丰富的小的淡水腹足类化石，可依村名叫土洞层。

　　第二年，巴尔博根据其对所采集的无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断定泥河湾确属早更新世。1927的，巴尔博和桑志华、德日进又对泥河湾层作了分层记录，并向学术界报道了从泥河湾层中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种类。这次巴尔博改变了原先的看法，把泥河湾层和土洞层合并，统称为泥河湾层。指的是在三趾马“红土”层之上，黄土状堆积物以下的一整套河湖相沉积物。原因是他发现自己当初误把泥河湾组上部地层中富含小的淡水腹足类化石作为定名土洞层的依据。实际上土洞层不如泥河湾组上部地层发育，更没有那么多的小的淡水腹足类化石。

　　地层是地质考古研究的基础。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史前文化的顺序都是靠这一地区的含有各种堆积物的地层学研究来确定的，巴尔博正是从泥河湾地层中的河湖相沉积中看出这里的重大科学价值。

　　地球历史上的更新世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相当，更新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更新世从距今300万年到100万年；中更新世距今100万至10万；晚更新世距今10万至1万年。中国的更新世地层保存和出露状况较好。在华北更新世的地层和动物群，以泥河湾为最早，相当于早更新世。

　　泥河湾期地层分布在桑干河上、中游的山西、河北两省北部的泥河湾盆地，在黄河中游 的汾渭地堑区等地也有出露。埋藏环境表明当时人们是沿着湖滨、河岸活动的。

　　在华北，更新世各个时期都有发育良好的河流和河湖相堆积，有分布面积广、厚度大、连续时间长的黄土。这些地层成为中国能够保存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的一个重要的地质条件。

　　泥河湾期的地层以由砾石、砂、泥灰岩及粘土构成的河湖相堆积为代表。“泥河湾动物群”则由长鼻三趾马、板齿犀为典型的第三纪末期的残余种属和象、马、骆驼、野牛、羊等许多近代哺乳动物组成，其中有许多是北方型的动物，反映出当时是一种比较凉爽的疏林草原环境。

　　分布于阳原县、蔚县境内的泥河湾层，主要沿桑干河及其最大支流壶流河的断陷盆地分布。从地层出露特征看，北部和东北部地表露头较多，常构成海拔900—1000米左右的十分醒目的高阶地。如桑干河边的虎头梁和壶流河畔的钱家沙洼、红岸村等地。这一带接近当时的湖滨带，可以观测到泥河湾湖滨相的全部特征。

　　迄今为止的科考研究表明，泥河湾地层不但有早更新世的地层，也包括有中更新世乃至晚更新世的地层，对我国第四纪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应该说是巴尔博的发现和命名拉开了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的序幕。

　　八 德日进的渴望

　　１９２４年９月的泥河湾之行，不但使巴尔博收集到了丰富的博士论文资料，顺利地取得到了博士学位，而且为桑志华的北中国考古计划提供了一个新的重点考察地区。从此，他把更多的精力花费在对泥河湾一带的调查上，邀请不少学者前往考察研究。次年，桑志华先后４次考察泥河湾，收集到很多哺乳动物化石和其它古物。１９２６年９、１０月间他陪同老搭档德日进到泥河湾一带进行考察。

　　德日进回国不到两年，过不惯整天坐在写字间里空发议论的会长生活，总想着到田野去发掘，到古老的中国去探索。当他从桑志华的书信往来中得知在泥河湾有重要发现的消息后，更是急着来华。于是，在巴黎国立博物院的赞助下在１９２６年夏来到天津。不久便与桑志华急匆匆地赶到了泥河湾教堂。

　　他俩在泥河湾村东边的下沙沟和大黑沟一带的河北岸砂层粘土层中发现了３０多种哺乳类和数种软体动物化石。其中有纳玛象的牙齿化石和一些肢骨，有剑齿虎和羚羊的几个头骨化石以及三趾马的大量骨化石，德日进将这些动物化石称之为“泥河湾动物群”，把泥河湾层看作为上新统顶部或更新统底部三门期的一个单一的地层单位。他认为这里确实非常接近欧洲意大利维拉弗朗地层，动物群也大致相当。他指出：纳玛象的祖先在非洲，大约于更新世中期到了印度，然后进入中国和日本。在泥河湾和印度纳巴达河河谷两处出现的纳玛象化石，形态十分相象，这说明二者在时间上距离相差不会太远。进而推测，在这样一个哺乳类动物如此丰富的环境中，应该有人类的存在。当那成群的长鼻三趾马来到古湖边喝水的时候，怎能没有人群的出现呢？他激动地对桑志华说：“这里应该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也肯定有人群的存在！”桑志华双手一摊：“可惜没有证据。”德日进自信地说：“我们会找到的！”

　　泥河湾到底有没有古人类的遗迹？这一长达近半年世纪的历史疑案，几经周折，在１９７２年被我国考古学者盖培和卫奇发现的一件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制品了结了。德日进的推测被证实了，他的渴望实现了，但是在４６年前，对于象德日进这样严谨和资深的科学家来说，能够做出如此肯定的推测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远见！

　　在新中国成立前来华的西方学者中，德日进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们评价甚高又最有建树者之一。德日进思路敏捷，知识渊博，除古生物学、地质学外对考古、人类、岩石等方面也很有研究。“他积极参与周口店的地质分析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鉴别了许多化石标本。他从事很多其他各地的考古工作，把中国史学考古的许多空隙逐渐填满。”最早独立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的我国考古学家李济在《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一书中写道：“德日进氏在华北的科学工作，有２０年以上的历史，具有极卓越的成绩，他所发表的报告，差不多全是示范性的。中国的化石学家、地质学家及史前考古学家，大半都受到了他很有益的影响。”“试想不久前还不知化石和石器为何物的中国，忽然在二、三十年代成为世界人类学界、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贾兰坡曾多次谈到：评价这些外国学者应从当时的情况出发。比如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裴文中最初在周口店发掘的时候不仅不能辩别化石，也不能辩别石器。他的旧石器的知识甚至是从李济先生处学来的。后来才得到德日进、步日耶的指教。贾兰坡说他自己也曾长期受到德日进的教诲。因此评价这些外国人主要应该看到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德日进先后到泥河湾做过多次调查，一直致力于华北地区的考古研究。在天津北疆博物院及其分部北京地质生物研究所供职３年。１９２９年受聘于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任顾问和研究员。与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到山西、陕西西北部、内蒙古的二连和新疆的哈密等地考察，发现了多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存。又参加了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及颅骨化石的鉴定工作。１９３０年，他与皮韦托（Ｊｐｉｖｅｔｅａｕ）发表了《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对泥河湾盆地发现的３０种哺乳动物化石做了详细描述。泥河湾动物化石从此具有了科学的生命。１９４６年德日进回到法国，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德日进虽是天主教神甫，但他反对天主教教义，主张进化论，受到罗马教廷的迫害。１９５１年迁居美国，１９５５年去世。他一生著述甚多，生前发表有关古生物学、地质学论文１７０余篇。其著述和思想不仅被众多硕士和博士论文加以引据，还受到不少国家政府的重视，欧美各国先后成立了德日进研究会。中国考古学界的科学家们则把他当做自己的良师益友而永远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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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发现大同火山群

　　１９２９年，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的杨钟健和顾问兼研究员的德日进赴晋、陕、内蒙古及新疆做了一次长途科学考察，旨在采集和研究中国第三纪、第四纪化石。二人为找到泥河湾古湖畔有人类遗址的直接证据，首先来到山西雁北大同进行调查，结果“第一重要发现，是在大同以东七十里的地方，发现了第四纪初期的火山遗迹”，认为“这一带火山时代为第三纪末期或第四纪初期。”

　　出于同一目的，不久巴尔博在中国地质学家卞美年的陪同下又对大同火山群做了进一步调查。他们和德日进、杨钟健的看法基本一致，火山群源于第四纪初期，终止于距今１０万年前左右。但是火山熔岩与泥河湾层及黄土有穿插关系。由于第四纪地壳最新构造运动的作用，火山沿东西向新断陷派生的次一级断裂喷发，熔岩沿断裂漫溢，形成橄榄玄武岩流，在泥河湾层与黄土中成叠覆关系。因此，深入研究大同火山群，不仅有助于对火山群形成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对泥河湾层的深入了解。

　　大同火山群的发现，对泥河湾的深入研究确实至关重要。还因为广义的泥河湾盆地就包括大同盆地，而阳原县的东井集乡、侯家窑村正处在火山区内。

　　大同火山群的２３座火山锥零星散布在大同市大同县境内，分布面积约５０平方公里。由于年代久远，锥体均已遭受了强烈剥蚀，火山口已被夷平。火山锥特有的形态已不复存在，锥坡上发育了冲沟，火山喷出物普遍被黄土所覆盖，当时在黄土中还有大量的鸵鸟化石碎片。

　　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中外科学工作者的调查研究，现在已经搞清：

　　在距今２５０多万年前，泥河湾古湖由于地下岩浆的活动，湖底火山爆发，激起了湖水的巨大动荡和温度骤增。湖内的生物大量死亡，火山喷发的产物沉积湖底，因而在湖相沉积的粘土层中夹杂着一些火山砂岩和玄武岩流。而火山砂岩之下往往还有一层白色的化石层。随着火山的不断喷发，火山锥愈堆愈高，其顶部高出水面，形成许多孤立的小岛。后来火山活动开始减弱，古湖逐渐消亡，桑干河不断发育，红色土、灰色湖相粘土相继堆积。到了更新世晚期，气候变得干燥，大量风成黄土沉积，桑干河在湖盆底部出现，蜿蜒东流，发育成较为宽广的河谷。火山在距今１０多万年时终于熄灭了。

　　说来有趣，关于大同火山群的活动时代和究竟是死火山还是休眠火山的问题曾经成为我国科学界的一桩疑案，还引起一场虚惊呢。

　　１９５６年，苏联岩石学家Ｂ·Ｎ·列别金斯基勘查了大同火山群，进行了新的研究，并于１９５８年出版了专著《大同火山群》。他在书中断言：“火山时代可更精确地定为有史时期”，“在公元五世纪时大同火山仍有活动”，“大同火山也许不是死火山，而是休眠火山。”从此以后，大同火山就被说成是休眠火山或活火山了。１９７４年，《地理知识》杂志第二期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大同火山是活火山。一时间在大同火山群一带的居民中引起了不安。而正在施工新建的大同县县城恰好位于一个火山锥旁，于是有人便提出县城要搬迁，结果搞得人心惶惶。这样，查明大同火山到底是死火山还是活火山，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当地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

　　次年，在省、市科研部门勘察研究的基础上，中科院派出由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尹赞勋带领的有卫奇、丁梦麟等同志参加的小组前往实地复勘。经过仔细观察研究，在贾兰坡的指导下，确认Ｂ·Ｎ·列别金斯基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科学的结论是：大同火山群在长达２００多万年的更新世时期，先后活动了１０多万年，在距今１５万年左右的晚更新世早期结束。大同火山群是稳定大陆内部的、超小型的、昙花一现的久已熄灭的死火山。在绵延数十亿年的地球历史上，它的存在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小插曲而已。

　　列别金斯基所以敢于断言大同火山在公元五世纪（即北魏时期）时还有活动，主要依据是郦道元著的《水经注》十三卷中关于“火山”尚“炎势上升，常若微雷发响，以火爨之，则烟腾火发”的记载。经勘察，那只是煤层自燃现象，至今仍然存在。最为有力的证据是，西汉时的代郡平邑县故城和肖家窑头汉墓群就在火山群区内，丝毫没有被火山喷出物覆盖，而在其１０多米厚的湖河相沉积物中却夹有火山砂砾。足见北魏时期火山活动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说同样处于火山区内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发现了近２０件古人类头骨化石和数以万计的石器、骨、角器和２５种脊椎动物的骨化石。这些化石均被埋在离地表８米以下的地层，甚为发育的火山砂砾都埋伏在这些文化层的下面地层里。因此，有理由说，大同火山的喷发活动发生在旧石器时代“许家窑人”生活时期以前。而“许家窑人”经测定其年代距今约１０万年。

　　十 关于“手斧”的争论

　　就在德日进热切渴望能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说明三趾马与古人类共同生活在泥河湾古湖畔时，不曾想与他的老友步日耶发生了一场关于“手斧”的争论。

　　步日耶（Ｈｂｒｅｕｉｌ），法国考古学家，是国际有名的史前考古特别是研究欧洲和非洲洞穴绘画方面的权威。他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来华参加了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和宁夏灵武县水洞沟的旧石器研究。１９３０年以前，中外学者在华的考古发掘，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类化石的搜寻上，很少对石器等人类文化遗物给予重视。１９３０年，德日进回国时给步日耶带回一个鹿角。布日耶仔细观察研究后，断定有烧过的痕迹，并推测是由石器打制过的工具。德日进同意他的看法。１９３１年二人来华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时，特意提出发掘人员要注意收集石器等人类文化遗物。此后，周口店的发掘者们就把考察和收集文化遗物作为一项任务。

　　步日耶先后发表了《周口店的用火遗迹及石、骨器物》与《周口店猿人产地之骨角器物》等论述，对中国猿人文化遗物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推动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石器是用岩石作原料制作的生产工具。原始人类从敲打石头、砸块剥皮、制造工具开始，迈出了征服自然的第一步，从而创造了人类的文明。人类最早制造的石器，考古学上叫旧石器。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距今１万年左右。由于时间久远，遗留至今的除了动物与人的化石外，就只有一些石器，因此石器就成为考古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实物。

　　早在１９世纪末２０年代初，中国就已发现石器，但是由于这些石器多系收集，不是学者实地采集或发掘，缺乏第一手资料。所以那时的中外学者大都认为属于中国古代的蛮族所有。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章鸿钊就认为发现的石器是散居在边境的戎狄族的遗物，并未把石器作为人类进化和远古时代的文化遗物来研究。１９２９年在由裴文中主持的周口店发掘中，于１２月２日下午４点左右，当４名发掘人员手执蜡烛挥铲作业时，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这是自１９２７年周口店开始发掘以来最重要的发现。２６天后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其实，当时裴文中还发现了一件有打击痕迹的石英块，可惜因未能引起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Ｂｌａｃｋ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的注意而忽略过去。

　　１９３５年，步日耶应邀来周口店参加鉴定工作。其间他观察研究了当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在泥河湾收集的一批化石和古物。回国后，步日耶向法国人类研究所汇报说，中国最早的人工制品，既不是中国猿人制作的石器，也不是周口店第１３地点的燧石工具，而是德日进从泥河湾下沙沟河湖堆积中所采集到的一件多面体石块——“粗糙的石斧”，因为这件石斧的不同面上有许多人工打击的痕迹。他还说，除了这种工具外，一些动物化石也具有用石头打击过的痕迹，有的额骨经过修制，有的角被制作匕首，有一部分骨头被火烧过。因此他推断，在泥河湾一带曾有过一种人类——中国猿人或者其它人类。

　　步日耶的推断首先遭到了德日进的质疑。按常理说，一直渴望并推测泥河湾一带有人类存在的德日进会同意步日耶的断言。但是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得他表示了相反的意见。结果在当年同１期的法国人类学杂志上，二人同时发表了各持已见的文章。德日进说他尚不能接受步日耶的观点，认为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工作来证实。步、德二人的文章很快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意见，不少人对步日耶的断言持怀疑态度。从此，泥河湾在更新世初期是否已出现了会制造工具的人类就成了一桩悬案。

　　步日耶当年描述过的那件“手斧”，至今仍保存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内。据卫奇说，他仔细观察过那件“手斧”，上面人工打击的特征确实不够明显，难怪德日进提出异议。另外，由于当时发掘到的最早石器也只是中更新世时遗留下来的，学术界普遍主张人类起源于中更新世，不可能再早。自然步日耶的推断就难以被人接受。但是，步日耶的断言却如一石击水起涟漪，在科学探索的领域里拂动了奋进者的心弦，激励人们去搜寻发现。

　　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材料的积累，再加上先进的年代测定技术的应用，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大量新的发现逐渐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看法，泥河湾乃至华北一带在更新世早期存在着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的观点和事实，已被普遍承认。一桩关于“手斧”的悬案终于有了科学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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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 马蹄形文化带华北典范

　　在盖、卫二人野外工作过程中，先后有许多专家学者到虎头梁实地观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安志敏、北大历史系的邱中郎、李有恒、吕遵锷、孙殿卿等都专程前往发掘地点。他们从地质、地层、冰川、古生物和考古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观察，并且在北京组织了一次专门的学术讨论会。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取得了共识。

　　鉴于虎头梁遗址所处的阶地位置，根据华北地区历来采用的古生物地层学标准，该遗址的地质年代应为更新世晚期之末，其文化时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绝对年代应在距今16000年左右。

　　在文化时代上，虎头梁遗址与山顶洞遗址略同或稍晚，但在文化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差别。在山顶洞遗址中，石器的数量很少，类型异常单调，加工粗糙。裴文中认为山项洞文化已由使用石器发展到广泛应用骨角器，属于小石器工业，而在虎头梁遗址中，石制品加工技术发达，石核和石器数量多，加工细致，类型稳定，为细石器工业。因此，二者应分别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

　　从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来看，虎头梁文化属于典型的细石器文化，但与小石器文化共同生存，并肩发展过，二者之间有过交流和互相影响，但是，由于细石器文化发展迅猛，充填了整个泥河湾盆地，而曾经连绵百万年的小石器文化，当受到新兴文化的强劲挑战时，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相对集中的虎头梁9处遗址对研究细石器文化的继承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虎头梁遗址中的代表性器物是楔状石核和尖状器（即底端圆钝、底端平、底端凹入和底端尖锐的各种尖状器）。从目前所知材料看，楔状石核技术最初是在华北产生的。

　　在更新世晚期以楔状石核和尖状器为主要特征的石器文化分布甚广，由东亚（包括日本列岛）、中亚、东北亚经过白令海峡陆桥至西北美，形成一个马蹄形文化带，称为北太平洋地区马蹄形文化带。在此区域内，虽有地方性差异，但共同性是主要的。如果说虎头梁文化是这个马蹄形文化带在华北的代表，那么华北则是该文化带发展的起点；而地层层位明确、文化面貌清楚的虎头梁遗址不但填补了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系列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堪称马蹄形文化带中的一个典范。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发掘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为了探讨人类社会如何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国际性热点课题，从80年代跨入旧石器考古领域，在泥河湾盆地跋涉、思索了10多年的谢飞出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再次将目光投向虎头梁的于家沟遗址，希望能在那里找到更多更新的考古信息。1995年8月，一支由北大王幼平教授和谢飞带队，河北省文研所和北大考古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来到这里，开始了为期4年的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在桑干河第二阶地地质剖面的上中下部获得数千件细石器制品，如石磨盘、石磨棒、磨光石器、锥状石核、细石叶和圆头刮削器工艺制品装饰及陶片等，得到一个完整而连续的地质和文化剖面。它们代表了我国的石器朝代晚期一种独特的石器加工技术。顾名思义，这种石器体型细小，器形规整，包括各种刮削器、尖状器、矛头、雕刻器等等。作为一种工艺传统，其制作遵循一定的程序，各种器类的加工方法和形态是固定的。反映了原始人类到这一时期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石器制作技术。这些石质工具精致小巧，便于携带，可见是为适应草原游牧性生活方式而生产的。当时的人们还能把一些石器固定在骨、角或木棒上，做成复合工具如石镞、石矛等，用来猎捕动物。其中最能代表这种文化特点的是楔形石核，它的横、纵断面都呈长楔形，用来剥离一种两边平行、宽仅几毫米的细石叶，然后用树胶之类的物质将其镶嵌在骨、木棒的槽中，就成为一种带柄的石刀，可以说，人类的第一把刀就来源于此。这种楔形石核怎样就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半岛、蒙古、西伯利亚、北极地区和西北美的阿拉斯加，形成一个马蹄形的文化带呢？

　　科学研究表明，在远古时期，这些地区之间曾经存在着人群的迁徒和文化交流。地质学家证实，在几万年前晚更新世的冰河时期，全球气候变冷，白令海峡因海平面大幅度下降成为“白令陆桥”，亚洲和北美大陆也连成一片。迁徒的人群后来便通过这个陆桥到达了北美洲。这也从文化的角度印证了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我们同属黄皮肤的蒙古人种的事实。

　　于家沟遗址中，含有人类活动遗存的文化层厚达7米，其时间跨度大约从距今14000年延续到5000多年前。它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给我们提供了人类社会中两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丰富的文化信息，清晰地展示了人类从初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