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胜“十四五” 打好收官战｜持续深化改革 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题：持续深化改革 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新华社记者申铖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预算制度改革持续深化、税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财政体制进一步健全……“十四五”时期，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蹄疾步稳、向纵深推进，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

　　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是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打破“基数+增长”的预算固化格局，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场从“零”开始的改革，近年来在安徽、四川、甘肃等多地积极推进。

　　“零基预算改革通过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支出结构等方式，成为探索健全预算制度的关键一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说。

　　预算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活动范围和方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一系列部署和举措扎实推进，我国预算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

　　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2000亿元用于支持设备更新，比上年增加500亿元；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发放育儿补贴；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今年“国家账本”的一项项部署，强化精准投放，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

　　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持续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

　　7月25日，共有97个中央部门“晒”出2024年度收支“账本”。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进入第15个年头，各部门“账本”越“晒”越细。

　　预算公开范围不断扩展，内容不断完善；加快完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坚持“开前门、堵后门”，政府债务管理持续加强……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沿着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目标前进，推动‘国家账本’管理更加科学、精细。”何代欣说。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6月底，2024年度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结束。广大纳税人通过个税“账单”可以发现，通过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收获减税“红包”。

　　数据显示，2024年个税汇算中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人数达1.19亿人，较2020年初次汇算增长55%，减税金额增长156.5%，由2020年的1160亿元增加到今年近3000亿元。

　　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是深化税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的一大体现。

　　绿色税制建设在“十四五”期间不断完善，形成了以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专门税种“多税共治”，以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车辆购置税等专项政策“多策共促”，覆盖生产、消费、排放、处理等多个环节的绿色税制体系。

　　2021年至今年6月，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专门的绿色税种实现税收收入2.5万亿元；推动绿色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减税降费1.5万亿元。“通过‘有增有减’的调节，绿色税制的政策不断优化，优惠更加精准，管理持续创新。”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说。

　　“十四五”时期，税收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有了专门法律。我国现行18个税种中已有14个税种制定了法律，涵盖了绝大部分的税收收入。

　　适应新经济新业态发展要求的税收征管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现行税收征管法历经24年后开始全面修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付诸实施；《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正式出台……

　　更加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持续完善，税制结构持续优化，税收征管效能不断提高。

　　完善央地财政关系

　　2024年1月1日起实施的《知识产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从知识产权宏观管理、授权确权、运用促进、保护、公共服务、涉外工作、其他事项等7方面划分知识产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十四五”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多地在科技、生态环境、知识产权等领域进一步推进权责划分。

　　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约束。不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有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省以下财政体制。

　　“进一步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将更好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中央调控能力，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何代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