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张家口“读书”的记忆

　　◎阮培增

      我上小学时在南市场听评书入了迷， 也慢慢地懂了“贯口”“书胆”“扣子”……往往被“扣”住后，就更想知道结果，还曾鼓起勇气去问过，说书人却笑而不答。故想到，同是武侠故事， 何不租书来看，又省钱，进度又随自己。

　　第一次在南市场租了《三侠五义》。读了几章，我大失所望。对比评书，人物缺少呼之欲出， 情景缺少生动逼真， 更是没有身临书场的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唯一的好处是不受评书“扣子”的困扰了。

　　长大后才知道小说和评书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虽然少时喜欢评书对小说的拓展、夸张和形象化，但评书没有小说那丰富、深刻的蕴含。

　　我慢慢从南市场租的书里发现了当时流行的 “革命小说”之外的另一片天地。这包括《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说岳全传》，甚至冠以“民国第一言情小说”的《秋海棠》。

　　小学生对《秋海棠》的思想虽看不懂，也不免“囫囵吞枣”， 但看懂了些许有关京剧、武生及其它的描写。庆丰戏院就在南市场旁边， 正好也上演京剧， 门口的剧照和海报上也印着武生、青衣，我便想到 《秋海棠》 书中的描写，似乎是一种印证。书中有一段的题目是“又是一段《罗成叫关》”，记忆至今。退休后才联系了起来，才知《罗成叫关》是京剧里的经典唱段，也是叶派的代表剧目。

　　一次老师在课堂上介绍了 《北斗星村的孩子们》，写的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集体农庄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天堂， 我当然要找书来看一看，最方便的还是南市场。在小人书摊我问到了这本书。看摊儿的胖妇女对我说：“我给你找出来， 你肯定要看？”我做了肯定。她在书案下的箱子里翻出来这本书，上面蒙着一层灰。 我翻开一看， 每一页画面的底色都是浅灰的，显得图案不清朗（另一种艺术形式？）。这也许就是没人爱看的原因之一吧。我看完后交了两分钱， 胖妇女斜眯着眼对我说：“不够，给四分。 ”“不是看一本两分钱吗？”“我给你找了半天，白找了吗？ 点名要找的书就是四分。”我从衣兜里又翻出了两分纸币， 极不情愿地看着那蓝色的飞机“飞”到了她那臃肿的手上。 一路上我心中十分失落： 集体农庄的孩子们， 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趣儿的故事， 更没有向往中的英雄，还要多掏两分钱。

　　新华书店蹭书

　　我小学五年级时， 有一本轰动效应的小说 《铁道游击队》。一次雨天的体育课在教室上，应我们的要求，张锦老师开讲了 《铁道游击队》。他虽然是体育老师， 讲得却很精彩。

　　书中的刘洪、 王强、小波……他们从小生活在铁路两边，为了生计，练就了一身扒车的好本事。 当列车从面前飞驰而过， 他们两脚一点地， 像只敏捷的猎豹纵身一跃，只要抓到车厢上的一点，再一翩身就已经到车上了。利用这种本事“飞车搞机枪”“夜袭临城”。 张老师已经讲到了“打票车（客车）”。 每节车厢的押车鬼子都已经被化了妆的游击队员们缠住了。何时动手？下课铃响了，张老师走了。 我想把书找来自己看。一问才知道，学校的老师们都还在抓空传阅。

　　两星期后， 我放学从怡安街的新华书店前过。 突然眼前一亮， 橱窗里摆的正是梦寐以求的 《铁道游击队》。封面上也正是张老师所讲的那位剑眉朗目、 英姿飒爽的刘洪， 一手挎在风驰电挚的列车上， 一手握着最显威风的20响驳壳枪。我一头钻进了书店， 就看到了书在案子上摆着。 我马上翻开读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感觉有人在拍打我的肩头， 我头也没有抬只是喊道：“别捣乱，我看书呐。 ”拍打变成了摇晃， 我才茫然地从书中抬起了头。 原来是一名年轻的店员，满脸凶相地盯着我，我还以为是同学在开玩笑。 我傻傻地怔在那儿， 也说不出话了， 好像还没有从书里走出来。 店员催促：“要不买就赶紧走， 我看你也不像买书的主儿。 ”我赶紧出了书店，一路上不仅委屈还有羞愧。到家一看表， 不过只看了十几分钟。

　　其实我经常去新华书店里看书。 这里有原中华书局合并过去的父亲的同事和下属， 最熟悉的是柜台售书的马文海叔叔。 长大后我每次从外地回张逛书店时， 他都要向我问候我父亲。 可那天他正好没上班。

　　市图书馆借书

　　工人俱乐部的对面是原市图书馆。 我上小学时对它就不陌生。 当时的魏馆长是一位冀中的老革命， 他的小儿子和我同班。 他家住在图书馆后院西侧平房中。 他们欢迎我去他家玩， 顺便可以帮小魏的学习。 但我却进不了一楼的借书处和二楼的阅览室。

　　等我上了初中， 魏馆长已经调走了。 不过我有了学生证， 可以抵押在二楼阅览室看杂志和书了。

　　第一次进阅览室是拿着我的笔记本带着学生证，兴冲冲地跑去查一本过期的《无线电》杂志。一位40多岁黑瘦的男馆员， 一脸严肃地接过我的学生证，翻了半天，又上下打量着像个小学生的我， 问道：“你借这个干什么？”我怯生生地回答：“查一篇把耳机改装成喇叭的文章。 ”他又迟疑地看了看我，还是到后面找了出来。 我跑回到座位，一口气读完，并把具体做法一步步抄在了笔记本上。 等还书时又想到了那位馆员，心里还真有点发怵。我像小学生故意给老师表现一样，把杂志放在所抄的那页笔记之上， 一起放上了柜台。那位男馆员抽走杂志后发现了我的笔记。 “你还记了笔记？”他问道。我就像学生回答问题一样：“我已经在无线电小组装了几种矿石收音机，但总觉得不能用喇叭放出来给大家听，就不像正儿八经的收音机。耳机改装成喇叭就成了我的最大追求……” 他的冷峻变成了微笑， 同时我心里也笑了：“他看见了我的笔记，我的这招见效了。 ”以后我每次去借书， 他都会对我点点头。

　　无论是中华书局、 南市场、新华书店还是图书馆，都是我孩童时期课外知识的源泉。偶尔也有点委屈和不易，这大约也是一点代价。 正是这点代价， 不仅使得汲取来的知识根深蒂固， 也让伴随我的“读书”故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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