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趣话】清代的“架杆车”

　　清代，随着民族问题的较好解决，加之满蒙贵族之间累世通婚，坝上坝下、长城内外，官民公私往来频繁，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考诸今张家口辖域及周边地理形势，特别是出大境门上坝以后，地广人稀，山遥路远。民商人等，自有骆驼、牛马车可供驱乘。军政要员，朝廷大臣，如遇紧急公务、皇帝差遣，则有一特殊交通工具，名曰“架杆车”。关于其形制、用途、日常维护、乘坐体验，我们试从清人笔记中，略作检选，以窥其详。

　　首先来看宝鋆的记述。宝鋆(1807年-1891年)，索绰络氏，字佩蘅、佩珩，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历任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尚书。咸丰四年（1854年），奉命出使喀尔喀蒙古三音诺彦部。由京城出发，八月初八日至十五日，经停张家口。后将一路所作诗文，整理成《奉使三音诺彦纪程草》。集中录有诗篇，专写架杆车。

　　《咏驾杆车》：“闪电走平冈，双轮转轴长。共夸车迅急，全赖马调良。杆直疑虹亘，骖齐等雁行。驰驱真有力，欹侧亦无妨。云树看流水，风烟接大荒。但教严辔策，所向总康庄。虎脊来西极，龙沙碾朔方。绥藩欣驾驭，致远效匡勷。”此写车行迅速、轴长马良。

　　《四马驾杆，其行益速，赴鄂拉胡笃克作》：“天下快事那有此，一转瞬间百余里。两骖如舞两服襄，三代兵车或近是……从来峻利多粗豪，脱杆偶亦差分毫。寄言左右乌拉契，衔勒端宜把握牢。”此写车行太速，使臣坐车中且喜且惧，嘱咐驾车人，一定要仔细严谨，不可大意。

　　再来看锡珍所记。锡珍（1847年—1889年），字席卿，号仲儒，又号席之，额尔特氏。隶蒙古镶黄旗。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七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咸安宫总裁、镶红旗满洲副都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刑部、吏部尚书。同治十三年（1874年）奉使喀尔喀，赐奠车臣汗阿尔塔什达之福晋鄂卓特氏。

　　《清代蒙古游记三十四种》所收录锡珍《奉使喀尔喀纪程》：“（夏四月二十一日）癸巳，六十里，第二台镶白旗布里噶苏台。遂乘驾杆车，长杆绳环，横贯辕上，骖驾辕外，虚其辕中，据鞯而御，其行若飞。”也描述了于车辕上横贯长杆、加两马协助拖曳的情景。

　　曾任察哈尔都统的额勒和布所记，最为详细。额勒和布，字筱山，觉尔察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二年翻译进士，改庶吉士，历户部主事、理番院侍郎、蒙古副都统、盛京户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察哈尔都统。

　　《额勒和布日记》所记：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二十一日（8月24日），起身出口（大境门），坐车。二十二日（8月25日），……又五六里许，至坝顶，一望平坦，遂在沙屯尔坝地方换坐架杆车。自加小注：“其车系原坐之车，（但不同之处在于）更换长轴于两辕之端，各用皮条拴成一套，以径二寸许、长八九尺之杆贯之，二蒙古兵骑马置杆于鞍翘之上，又二蒙古兵持皮条左右帮助策马奔驰，牵掖而行，其快如飞。”由小注可见，额勒和布是个有心之人，其观察之细、体验之深、记录之详，为我们考察架杆车留下了最为珍贵的一手资料。

　　仍据《额勒和布日记》，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1874年2月5日），由张家口奉旨驰赴乌里雅苏台，查办乌里雅苏台将军常顺和参赞大臣文奎互相参劾一案。此案也与架杆车有关。据《清实录·同治朝实录》：“同治十二年，癸酉，十二月……谕令额勒和布将所参文奎为药商徐姓传坐驾杆车等情查明具奏。”《额勒和布日记》载，常顺奏参文奎“参赞大臣骚扰台站”，任意妄为，自出传单，让一个徐姓药商“传坐驾杆车”从乌里雅苏台回京。究其案情，其实是文奎利用所谓职务之便，擅自为一位姓徐的商人乘坐驾杆车出具了官方手续，有“公车私用”之嫌。由这一案情看来，架杆车也不是等闲之辈可随意乘用，使用者需要有一定的身份与地位。

　　其后，又有延清写诗咏架杆车。延清（1846——1917年），字子澄，巴里克氏，蒙古镶白旗人，先世为京口（今江苏镇江）驻防。同治十三年（1874年），登同治甲戌进士第。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工部郎中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延清奉命出使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吊祭去世的郡王衔扎萨克多罗贝勒蕴端多尔济（永端多尔济），会见新袭爵之棍布苏伦。途中，以行程见闻写诗四百余首。

　　《清代蒙古游记三十四种》收录延清《奉使车臣汗纪程诗》，有《架杆车》：“驾龙车可同升去，驾鹿车曾共挽来。驾木顿增輗軏力，驾杆宛具栋梁材。长途四马头相并，大漠双驼背可抬。喜得深深箱似峡，尽容稳坐称身裁。”自注云：杆之两头横出辕外，即驾之左右各一人所乘之马鞍上，外另有二人各乘一马，分左右手挽杆头之皮绳以牵掣之。

　　《鄂罗胡笃克蒙古包午尖五排四十韵》有句“一木杆横架，双轮铁暗磨。”自注云：由张家口至此始换架杆车。《晓发布隆用景佩珂学士诗韵》有句“应答禽声殊似乐，奔腾马力亦云殚。”自注云：凡行一台，驾杆之马无不汗者。其诗作及自加小注，对架杆车形制、换乘地点、乘坐体验，作了更为详细的记录。

　　最后，来看博迪苏的记述。博迪苏，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僧格林沁嫡孙。光绪三十二年（1906），博迪苏与达寿等人奉清廷之命，赴蒙古探视流亡的达赖喇嘛。《清代蒙古游记三十四种》收录博迪苏《朔漠纪程》所载：“（四月）二十五日，卯刻起行。始换架杆车，车前横一巨木，以两人骑马驾之，又系皮革于巨木两端，以两人骑马曳之，行甚速……换马行七十里……又换马行六十里。”重点对换马频率以及日行平均里程、速度，作了忠实记录。

　　由上可知：架杆车，是对传统所乘坐的马车进行改装，架横杆、加两马帮助拖曳；出长城上坝之后换乘，适于在草原等平坦开阔的地形上使用；配置在各驿路台站（负责保管保养）；高级官员乘坐（须有凭证）；每行六十至七十里，替换马匹。

　　（孙东园 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