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戴笠所领导之“军统”，抗战以来一直从事着对日的情报工作，收获甚丰。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军统局总共收集了对日军事情报有1021863件。根据这些情报，在诸多战事(如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开始前，戴笠及军统局对日军动向均作出过相当精准的评估。美军也从这些情报中收获颇多。譬如，美在琉球海空歼灭战中将日本海军一举击溃，即得益于军统事先将日军在台、澎、琉球地区的精确战机数目提供给了美军，使美军可以预先针对性集结优势力量。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于“军事作战”外，另布置有“经济作战”，主要内容之一即“物资抢购”。所谓“物资抢购”，乃针对前线各战区(主要指沦陷区)而言，涉及种类甚广，如浙江之茶叶桐油、湘鄂之丝麻猪鬃、河南之皮张蛋品，均在抢购范围之内。抢购目的，一是缓解抗战大后方物资紧缺、降低通货膨胀，二是打破日军“以战养战”之阴谋。
物资抢购，本由财政部下属之贸易委员会主持，但蒋介石对其工作成效颇为不满，遂于1941年5月，转命戴笠负责其事，并嘱其受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领导，切实办理。但孔、戴矛盾颇深，由来已久，孔遂以从事“经济作战”之机构已相当完备，无需另设为由，将戴的计划束之高阁。直至次年10月，蒋再度明确批示：沦陷区的物资抢购，当“以设局办理为宜，并须从速负责办理”，孔才勉强同意推动成立“货运管理局”，由戴笠兼任局长，王抚洲专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其时，已是194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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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确如孔祥熙所言，财政部下属负责对敌经济作战的机构相当之多，如贸易委员会负责统制桐油、茶叶、钨砂等物资，且专办对外易货与采购;经济部设有棉花纱布管理局;五金器材有工矿调查处统制调配。但沦陷区的物资抢购自有其特殊性，非依赖强有力的情报部门不能成功。
首当其冲者，即经济情报的收集与处理;其次，须与各种势力如伪军、土匪乃至帮会合作，抢购、抢运始能顺畅。尤其重要者，物资抢购与打击走私乃沦陷区经济作战的一体两面。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一份档案统计，自1935年8月1日，到1936年4月30日，中国海关因走私而损失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三分之一。全面抗战时期，政府打击走私的能力变弱，损失亦相应扩大，且有大量军、政机构加入到了走私大军之中。
这也正是蒋介石在1940年11月命军统于财政部下设“缉私署”、由戴笠兼任署长的缘故。货运管理局与缉私署，遂成为军统经济作战的两大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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