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是不是处女，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 ​

　　谈论女性的贞操问题是一个很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话题，总能激发人类本我的成份。极端的公共暴露隐私是接近人们距离最有效的手段。大家可以一起暧昧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牵扯人类的生殖系统，特别是女性的，总能吸引到足够的目光，激起人类的本能。所以我起了这样一个偷巧的题目，就是让人浮想联翩，吸引目光。

　　说实话，我也觉得这样有点无聊。但怎么吸引人眼球不就是现在我们这些公号狗们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嘛!所以，就这样吧!

　　不过，话说回来，是真的有人很认真的去研究过杨贵妃玉环是不是处女的事儿，而且这个人确实不是一般人。

　　1992年电影周洁版《杨贵妃》

　　刚刚看到这个问题，我也觉得这是谁啊，真的是闲着没事干了?估计不是吃饱了撑的，就是实在是太无聊了。真是有辱斯文，难登大雅之堂。后来一看，这个无聊的人竟然是陈寅恪老先生，堂堂一代国学大师。不信，你就戳这里：http://news.163.com/15/0204/11/AHJT2UUO00014SEH.html陈寅恪为什么要研究杨贵妃的初夜给了谁。

　　国学大师陈寅恪

　　因人而言，大师的光环还是很唬人的，这个认知图式让我下意识觉得他们干的事肯定有他的道理。于是，我便戴着有色眼镜仔细的想了一下这个问题，的确发现了自己的浅薄之处。关于杨贵妃同志的处女膜问题的确有点正儿八经的意思在里面。

　　杨贵妃原先嫁的是唐玄宗的第18个儿子寿王李瑁，为寿王妃。唐玄宗李隆基是扒灰的，把比自己小34岁的儿媳妇娶进了自己的被窝。清初有个学者叫朱彝尊的，也对玉环的贞操很感兴趣，他很认真的考证了杨贵妃入宫前前后后发生的事，座谈寿王根本没来得及和杨玉环嘿咻，就进了道观，接着就被唐玄宗扒了灰。所以啊，杨玉环进宫的时候肯定是处子之身。

　　陈寅恪对此表示不同意。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杨氏入宫，至早亦必在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间相隔至少已越两岁，岂有距离如是长久，既已请期而不亲迎同牢乎?由此观之，朱氏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之论，殊不可信从也。”

　　杨玉环入宫之前，已与寿王订亲至少有两年，按照唐代亲王娶亲的礼仪，迎亲当天就要“同牢”，也就是要同房，寿王是阳痿的可能性不大，也犯不着做柳下惠。

　　杨玉环小姐进寿王宫的时候很可能是个处女，不大可能如传闻跟堂兄有一腿。但进唐明皇的后宫的时候，不是处女不奇怪，是处女倒奇怪!

　　陈寅恪表面上是玉环同志的初夜问题，实际上通过这一问题考察唐代的婚姻制度演变，由胡汉混血所带来的贞洁观念变革(有一种观点认为：李世民是鲜卑和汉人混血)，由此造就了李唐王朝包容大度的气象。

　　这个如此简单的问题背后反映的却是唐朝时人们观念的开放程度，甚至连现代人都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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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隆基以权势纳了自己儿媳杨玉环小姐，典型的欺男霸女行为，禽兽不如的李隆基。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看，这对狗男女是为天下所不容的对象，十足的反面典型，应该归入被讨伐之列。竟然和自己儿媳妇乱伦，这是连现在的贪官都很少做出的行为啊!

　　可事实并非这样，大度的唐朝人民原谅了这个痴情的君王，以大海般的胸怀接纳了这一对恋人，甚至连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同志都为他们写了《长恨歌》来赞颂他们的爱情：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可见，唐朝的社会是一个极其开放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是超前的。滴水藏海，人们对外来文化也是极具包容，所以才让大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杨贵妃的贞操问题背后，隐藏着这样的道理。

　　知乎上有人研究为什么不能吞灯泡?说来也挺有意思。

　　咱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务农嘛，以经验为主，多干几年肯定经验就多，使权威的产生也相当容易。照经验主义来看，吞灯泡是十足的傻逼行为，谁不知道灯泡是照明的，不能吞，你要是真正儿经的研究这个问题，估计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就是实在太无聊了。然而，事实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灯泡卡在喉咙里，不能呼吸了，造成身体缺氧，而氧在身体中有什么重要作用呢?假设灯泡破了，玻璃划破了喉咙，问题就更严重。玻璃的结构和人体组织结构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人体组织比玻璃脆弱呢?

　　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就出来了，在这样看似无聊的追问下，科学研究就发展起来了。经验主义一棍子打倒的不仅仅是几个疑问，而是科学思考的萌芽。就像我们一开始看到无聊的杨贵妃的处女膜一样，道德伦理的帽子一扣，你研究个鸟儿啊!

　　人应该有点追问和深度思考的习惯。探索未知，追求真理，不管表面看起来多么无聊，多么无趣，我们要三思而后再发表自己的结论，这是对科学的宽容，也是对自己的宽容。

　　当然，宽容不是对无聊的纵容。有个叫纪连海的历史老师曾经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一个叫《文化中国》节目中谈到，大禹“三过家门不入”是因为有了婚外情。

　　相传瑶姬曾献有治水妙法的“红宝书”给大禹，帮助大禹治水成功，“红宝书”其实是“走婚”时代的定情信物。

　　大禹因为与瑶姬大搞“婚外情”，家外彩旗飘飘，外面彩旗不倒，乐不思蜀啊，于是“三过家门而不入”。

　　纪连海表面看来逻辑似乎滴水不漏，蛮富有科学精神，却是信口雌黄，哗众取宠。

　　我们且不去追究这个大禹是真真是假，就算是有这么个人，但他所处的时代基本是原始社会吧，那时候是男人们的黄金时代。基本上看上了哪家姑娘，就可以追上去按到地上嘿咻的时代，还结什么婚啊，麻烦!

　　何况一个堂堂部落首领，连几个老婆都混不上，这首领也太水了吧。

　　既然没有婚姻，哪来的婚外情?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大禹先知先觉，预测到了几千年后的地球上会大大流行婚外恋，追一把潮流，学现代人搞搞婚外恋，室外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也不至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连亲儿子向他打招呼他也装着听不见啊!这个好像不是潮流啊，所以，这样的追问还是少一点好。

　　回过头来看看孔夫子的学问，压根指的就不是科学，按照南怀瑾的说法指的是做人做事。把人做好了，把事情做完满了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是就是这个道理。

　　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最牛宅男康德先生一辈子没有怎么出过门，连自己家乡都没有离开过的，家里藏的书都不超过200本，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一个最没有学问的家伙了，真好意思称学问人!康德同志颠覆了中国传统的一个观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曾经看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测验，说问美国人：“你觉得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谁?”

　　他们大部分人都说是爱因斯坦，很少人会说是凯撒，巴顿，华盛顿之类的人。

　　而中国人呢，大部分人中中国回答是诸葛亮。

　　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他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真理，解答未知;诸葛亮是政治家，他的主要任务是和人做斗争，整不死人不罢休。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智慧用在哪里了吧!

　　不是用在了探索未知，追求真理上，而是用在了统治与反统治、愚民与反愚民、征服与征服的权力斗争上。

　　这种智慧到现在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甚至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思维和生活的方式。

　　伟大的导师不是讲过嘛：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是其乐无穷!

　　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思考问题的方式，大部分人已经深陷其中而不自知了。几千年的斗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浪费掉了中国人太多的智慧。在一个过分讲究人际关系的威权盛行的国度里，科学被忽视很正常，我们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在真正的智慧以外的事情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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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土壤坏了，再好的种子种下去，也长不出什么好苗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