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卖调料的，校歌是包子铺老板写的……
游戏小组：另一种“学前教育”的探索之路

　　每天上午9点，北京西城区二环路内一个名叫“大半截”的普通胡同里，一扇不起眼的银灰色大门前，会迎来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 胡同里的老邻居都认识他们，“好多是农民工的孩子，办了挺多年，不容易。 ”在这个灰色大门背后的小院落里，四环游戏小组已经走过了整整18年。

　　在创立之初，北师大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没有想到小组能走到第18年。 而如今，四环游戏小组的孩子早已不局限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也吸引了一大批认可“小组”教学方式的京籍家庭。 但“小组”仍然不是幼儿园，也不是教育机构，十几年间，身份的困扰和筹资的困境一直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张燕感慨：“走一步看一步吧，一直如此，如今也是。 ”

　　“菜娃幼儿园”的新尝试

　　四环游戏小组的发端，就是希望改变流动儿童家庭孤立无援的困境。 最初，小组服务于什刹海附近润德利四环综合市场中的流动幼儿， 因此得名 “四环”，也曾被称为“菜娃幼儿园”。这个今年已经迈入“成年”的“小组”，缘起于张燕的一次田野调研。

　　2004年， 张燕正任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她一直关注社区教育，社区教育在欧美等国不是新鲜理念，这些国家的一些孩子选择“在家上学”，社区教育给这部分孩子以及学龄前儿童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一个学生告诉她，位于北京西二环的四环农贸市场有很多孩子，很快，张燕带着研究生来调研。

　　在市场里， 张燕看到80多个放养状态的学龄前孩子，绝大多数没有进入托幼机构。那些摊商家庭的社会生活局限在四环市场内， 缺少其他社会参与机会， 他们都明白教育的重要性，一些家长尝试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但公立园难进，私立园费用高， 而且这些常常半夜进货、天不亮就要出摊的人们，也没有精力遵循幼儿园严格的接送时间。

　　张燕萌发了帮助摊商兴办育儿看护点、并在市场中探索非正规学前教育的想法，她想到了游戏小组（Pre-school playgroup）。

　　游戏小组最早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 经过几十年发展，如今在欧美等国已经成为学前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游戏小组通常由儿童父母集体出资，不以盈利为目的，每个孩子的父母必须轮流参与到实际教学中，化身为老师带小组的孩子做活动，课程内容与小组营运方式也由儿童父母开会构思。

　　2004年4月， 在四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院子里，张燕和学生们把在市场里玩耍的孩子带过来，组织了第一次活动，由此开始了四环游戏小组的探索之路。

　　影响家长和孩子的一辈子

　　自诞生之日起，四环游戏小组就强调家长深度参与，老师和志愿者仅仅是教育的辅助者，“小组” 鼓励农民工家长通过家长读书会、家长值班等方式提升他们的育儿技能。

　　在小组初始阶段，摊商家长们对“共建”模式感到疑惑。摊位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当“妈妈老师”“爸爸老师”。于是，志愿者每天组织完孩子活动都下摊位，和家长沟通孩子的表现，了解家庭情况。为了让家长去参加家长会，他们替家长看摊，换家长去小组参加活动，不少家长参加一次家长会就上瘾了，之后成了游戏小组活动铁杆支持者。

　　张燕和学生根据课本上所学，又结合摊商实际情况，探索适合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小组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式并延续了十几年：实行混龄制。 日常采用蒙特梭利教学法，从日常生活入手，引导孩子自主学习。 老师是引导者，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导者。

　　2011 年， 已经 60 岁的张燕即将退休， 游戏小组将不再有源源不断的学生志愿者老师。“四环” 创建之初就想到的 “造血”———在家长中寻找、 培养老师被提上日程。

　　妮妮的妈妈丁凤云是小组的第二位妈妈老师。她结婚后大多数时间在家带孩子，偶尔去做保洁工。最初，她完全没有信心，觉得自己“不会干，也干不了”。张燕鼓励她，“一边学一边干，每个人都是这样。”每周，张燕都组织妈妈老师培训学习，总结本周工作，分享遇到的问题，集体讨论解决，然后制订下周计划。

　　这一干就是8年， 丁凤云是在小组工作时间最长的妈妈老师。 从2014年至今， 游戏小组已经从家长中培养出了八名妈妈老师， 如今撑起小组日常教学的三名全职老师，全部出自家长。

　　“没有游戏小组，可能我就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如今已上初二的妮妮说，校长是市场里卖调料的，校歌是包子铺老板小雨爸爸写的，小朋友们年龄不同但是互相亲近。 直到现在，妮妮也不惧怕上学，不怕老师。

       夹缝中求生存

　　截至2018年的统计，四环游戏小组服务过的孩子达到31200人次，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总计6240人次，近100名研究生和本科生把研究定在小组，共有超过600名孩子从游戏小组毕业。 但游戏小组始终不是教育机构，多年在身份、场地、资金来源与政策变动等层出不穷的困境夹缝中生存。

　　成立伊始， 小组因为解决了摊商子女的学前教育难题，曾得到四环市场办公室的支持， 允许小组活动在办公室的小院进行， 后又提供了一间闲置仓库。 可一旦北京举办大型公共活动或遇到大型公共事件，小组就面临“关停”。

　　最长一次停课和“危机”发生在2010年。接连发生的校园安全事故引发大规模排查，街道要求市场加强安全管理，由于没有正式身份， 市场管理办不愿再承担支持游戏小组的风险， 收回了一直提供的免费场地，在当年5月通知小组“无限期关闭”。

　　这次长达一年多的关停，让小组的几个主要志愿者意识到，小组必须有正式身份。张燕当年的学生及志愿者马楠回忆说，2008年之前小组就尝试过工商注册， 可由于市场办公室无法提供房产证而作罢， 搬到大半截胡同后， 房东为他们提供房产证原件， 但工商部门要求居委会出具房屋民转商证明，但居委会说无法开出此类证明。

　　于是， 小组又重新努力注册 成 为 民 营 非 营 利 组 织（NGO），西城区民政局社团办告诉他们，因为没有固定场所，小组也不能注册为NGO。 马楠记得，当时几个师姐跑这件事，也想过求助母校， 挂靠到北师大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又被告知，中心没有公章，无法挂靠。

　　理念的认同与现实的无奈

　　身份悬而未决之时， 小组的教育理念却先被社会和官方认同。 2010年和2013年，四环游戏小组两度发起召开 “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发展论坛”。2012年， 小组与北京市教委合作的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项目也正式立项通过， 北京市教委委托四环游戏小组对分布在朝阳、海淀、石景山等城乡结合部“山寨幼儿园” 的近百名学前教育从业者和志愿者进行培训， 推广四环游戏小组的教育理念。2016年， 小组入选亚太幼教区域组织（ARNEC）“发展中国家本土幼教创新案例集”，是中国唯一入选的社区儿童公益组织。

　　2016年8月， 小组终于正式注册为非营利社会组织，官方名称为 “四环之友社区服务中心”，以“社区亲子活动”的形式教学。 法定代表人李远香回忆说，2016年上半年，政策突然“开了个口子”， 李远香听说消息后赶紧再去申请， 从递交申请到拿到执照，不到两周。才刚拿到执照， 政策就再次收紧。“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小组能申请下来执照是一个偶然事件。”李远香说，“如果错过那个时机，就申请不下来了。 ”

　　根据2021年公布的数据，“十三五”末，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43.6万名。 张燕的梦想，就是将“四环”模式推广，农村的妈妈们回到农村自己办小微园， 城市的流动儿童家庭组织起来，办游戏小组。 如今，她无奈地说 “走一步看一步吧”，因为 “教育不是孤立的， 与经济、人口、政策等等紧密相关，只能做一点算一点”。但无论如何，多一些游戏小组，就能让更多孩子跟在父母身边。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