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无涯乐作舟

范 凌

父亲逝去己经十年多了。父亲一生清廉，除了一套房子，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父亲的学习精神、学习态度却使我们终生受益。他挥笔写下的“书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成为我们兄弟姐妹的“家之重器”，成为家里永世流传的“珍贵文物”。

父亲的孩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三座大山压得劳苦大众喘不过气来。当时祖父家中只有几亩兔子不拉屎的坡地，最好的年头也收不了几麻袋粮食，全家四口人过着吃了上顿沒下顿的日子。那时的富人都把过年当作最好的日子，而祖父却把过年看作过“鬼门关”。按照山西的风俗，节前可以催债，过了年三十，正月就不能催债了。所以，过年前几天，是富人们催债最紧的日子，祖父每天都冒着严寒躲在山洞或坟地，直到初一早上才敢回家。

父亲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哪儿还敢提上学的事。在同龄伙伴上学的时候，父亲却默默拿起砍刀，上山砍柴贴补家用。每当他经过学堂旁，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他的心就飞到了课堂里。为了能砍柴读书两不误，父亲天不亮就到山坡上砍柴割草，等到学堂上课时，他已经背着柴草回到学堂墙下，爬在墙头上听老师讲课，等到学堂放学，他抓紧时间再去山上砍一次柴，刮风下雨，天天如此。

直到有一天，先生发现了这个爬墙头的孩子，叫进课堂，问他听到了什么？沒想到这个爬墙头的孩子回答的竟然比课堂在座的所有学生都好，这令先生大为惊讶。得知是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时，先生又大为感动，当即让他领着到家中动员祖父送孩子上学。岂料祖父坚持说沒钱，先生爱才心切，无奈之下表示免除学费，祖父觉得不能占先生便宜，免费也不去。双方僵持不下，夹在中间的父亲委屈地放声哭了起来。这一下把半个村的父老乡亲都惊动了，了解到事情原委后，乡亲们都为父亲的聪明好学和先生的爱才之心赞叹，也为祖父的固执惋惜。纷纷劝祖父领了先生好意，但祖父却坚持人穷志不穷，不领这份情。

正在此时，在外做工的大祖父回来了，弄清事情经过，数落祖父说：“你不愿意欠先生情，有骨气，不过你不让侄子上学不是有骨气，而是犯糊涂，你从小沒上过学，活得糊糊涂涂窝窝囊囊的，难道让侄子走你的老路吗？先生说孩子有天赋，你偏不让他上，这不是打范家人的脸吗？这个学费我出了！”祖父说：“你出也不合适，又不是你儿子，我们上不起就不上！”大祖父气愤的说“二弟，你这是误人呀，今天乡亲们都在这，我要把这个孩子过继到我名下，送他读书。”说完，他把父亲搂到怀里问：“你愿意吗？”父亲哽咽着说“我想读书！”这一下，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大祖父是五台山下滹沱河畔最有名的能工巧匠，号称“活鲁班”，他的手艺好到找他干活要提前一年预约，直到现在还有人寻找收藏他几十年前打造的家具。大祖父手艺高强，但也清高自傲人缘不好，一般人很难入他法眼，祖父曾跟着这位大哥学过木匠，经常被骂的狗血淋头，一直出不了徒。沒想到大哥竟然看中了自己砍柴的儿子，他又是高兴又是伤心，看着半村人都在盯着他表态，无奈地点了点头。大祖父让人当场写了过继文书，兄弟两人都在上面画了押。第二天，大祖父就亲自把父亲送进了学堂。

五年私塾，父亲考试次次第一，年年第一，而且练就了双手打算盘的绝活，两只算盘两组数字同时开打竟互不干扰。更重要的是养成了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从书中汲取了中华民族的很多优良传统，滋养了精忠报国的远大志向，萌发了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爱国情怀。在日寇的铁蹄踏入华北大地的民族危亡之际，他放弃了到太原学堂学习的机会，毅然报名参加了我党与闫锡山合作组织的“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成为原平军官教导团那一期年纪最小的学员，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失去了课堂，但他却沒有放弃学习。他的战友们开玩笑说他：一只眼睛盯着敌情，另一只眼睛盯着书本；一只手握着枪，另一只手握着笔。战友王杰曾回忆过这样两件事。一次，区小队偷袭县城，完成任务撤退时，当指导员的父亲手里拎了一个袋子，落在后面跑也跑不快，战士们问他什么东西，他说是书，大家都让他扔掉，他却说什么也舍不得扔掉，大家只好轮流帮他拎着。另一件事是父亲担任县抗日中心小学校长时，学校遭到鬼子偷袭，人虽然都跑了出来，但校舍教具书籍却被焚烧殆尽。鬼子走后，父亲蹲在废墟上痛哭，县大队一个排长以为他被吓傻了，鄙视地斥责他“胆小鬼”。激愤中的父亲直起腰来冲着排长就是一拳，县大队教导员赶紧过来劝架，当排长知道他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又是抗日小学的校长时，连连道歉。以后，这个排长只要缴获到书籍，就设法派人转送给父亲，成为一段佳话。

1948年11月24日，父亲率领北岳区运输支前一个马车大队，跟在部队后面，浩浩荡荡开进张家口，不久，与冀热察兵种部汽车大队、伪政府的北方运输公司张垣办事处和傅作义部队的汽车团、骆驼队合并，组建了察哈尔省交通运输总公司，父亲先任马车部主任，很快任计划科长。结束了流动的战争状态，父亲的学习抓的更紧了，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父亲深感自己的知识太少，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他买来中学和大学的数学、几何、物理课本，利用晚上时间开始了新的攻坚。当时公司里有文化的都是旧政权留用人员和傅作义汽车团的军官，从根据地出来的干部视这些人为瘟疫，不愿和他们接触，父亲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老师，经常去请教他们。一些人据此议论父亲立场不稳，和控制对象打得火热，父亲坦然的说：“我是向他们学知识、学技术，怎么就立场不稳呢？再说，这些有知识的人正是我们团结帮助的对象，打得火热点有什么不好？”他不畏闲言碎语，继续虚心向这些人求教。三四年时间，竟然学完了高等数学、几何、物理等大学课程。

1954年，公司要建礼堂和办公大楼，但苦于经费不足，光设计费就要总费用的百分之二。所以，迟迟定不下来。父亲当时已是公司副总经理，为了给公司节省开支，他决心自己设计。听大姐说，在半年多时间里，父亲每天晚上挑灯夜战、又画又写，算盘打得家里人都睡不着觉。在悄悄做了功课以后，他主动请缨自己设计。公司一下子炸了锅，一个只念了五年私塾的工农干部竟然要设计千人大礼堂和办公大楼，这不是开玩笑吗？设计院的一些专家也说，如果小学生能设计，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公司主要领导也担心设计不出来影响了父亲的形象和声誉。

为了消除大家的担心，也为了对新建礼堂和办公大楼的质量负责，父亲提议召开一个由设计院专家参加的评审论证会，请他们来挑毛病找问题帮助把关。论证会上，父亲拿出了自己刻苦攻关几个月的劳动成果，专家一看，立刻被新颖恢宏的设计以及一大堆计算数据所吸引，但却不相信这是父亲设计的，于是围绕着这两座建筑和设计图展开了一系列的提问。渐渐地，怀疑变成了信服，最后专家们不再提问设计方面的问题，而是心怀敬意的问父亲是如何学习和掌握了如此深厚的建筑设计知识。父亲回答：“我文化底子薄，但我有两个好老师，一个是兴趣，一个是乐趣，有他们鼓劲，时间就有了，劲头就来了，困难就没了。”他的回答赢得了专家由衷的掌声。评审结论是：设计新颖，结构合理，数据准确，稍作完善完全可以采用。

一年多以后，两座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当时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小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去礼堂看节目和电影，不管我们的票是多少排，管理员阿姨总是给调到最好的位置，还热情地说，这是你爸爸设计的，这也是我们兄弟姐妹沾父亲光难得的几次。

学习让父亲掌握了更多的专业知识，也使父亲能更全面客观地认识形势，分折问题。1958年，父亲由运输总公司党委书记调任地委工业交通部副部长。当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各行各业都争着放“卫星”，工交战线也不例外。父亲主管的交通运输口坐不住劲了，一个不具备任何条件的汽修厂提出要造汽车，货运部门硬要让载重四吨的汽车拉十吨二十吨，最高时速60公里的老旧汽车非要超百。面对这种违背科学、违背常识的蛮干，父亲忧心忡忡，他不仅积极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而且在会议上引经据典反复宣传要讲究科学，按规章制度办事，当客运部门要将客车原来座椅拆掉，换成窄条小座椅以增加载客人数时，父亲更是行使主管副部长的职责果断否定，事后又耐心给予解释。父亲这种观念和做法与当时的形势和潮流格格不入，多次受到批评，关系要好的领导也提醒他不要与大形势对着干，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话少了，但他坚持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在他努力下，交通战线受“左”的影响最小，损失也最少。

八十年代，我在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当教员，为了研究晋察冀边区历史，经父亲介绍，找到河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胡开明，河北省人大副主任葛启，河北省长解峰等几位老领导请教，时间长了，与几位伯伯成了“忘年交”。

一天，我去葛老家作客，闲聊中间，葛老问我“你爸爸对伯伯是不是有点意见呀？”我非常惊愕：“沒听说呀，他很尊敬您，让我多向您请教。”葛老叹口气说：“说起来我真有点后悔。”接着，他回顾了一段往事，五十年代末期，葛老任张家口地委书记，组织部门考察干部，父亲被列为后备提拨对象，讨论时，常委中也有领导积极推荐。葛老认为父亲人品好，群众威信高，但思想有点保守，凡事都要找根据、教条主义，并开玩笑说，听说他还学俄语，整天“哈拉少”，这“哈拉少”多了，魄力就少了，还是先放放吧。葛老说，现在看来，像你父亲这样爱学习、讲科学，又红又专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好干部，我一想起你父亲当了三十年的县团级干部就觉得对不起他。我安慰葛老，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职务高低，他说您为纠正“左”的错误挨了不少批，吃了不少苦，还老为您担心，这个事您可不要放在心上。

过了几天，找去解峰省长家，提起此事，解老说：你葛伯伯真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这事确实有，不过当时大家的认识水平就那样，毛主席提倡又红又专，但大家都以工农干部为荣，有几个人愿意往“臭老九”上面靠？要不我们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左”的错误。他的话不仅使我对那一段的历史有更深切客观的了解，也更加佩服葛老、解老等老一辈领导的正直人品。

也就是在这件事不久，胡开明要回张家口考察，我因为要写一篇反映张家口地委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纪实文学作品，胡老邀我同行，一路上又说起葛老和我聊天的话。没想到，到了张家口以后，胡老不顾年大体弱，非要到我家看望父亲。那一天，恰好父亲到书画大学为学员讲授书法，那个时候没有手机，胡老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考虑到地委还为胡老安排了其它活动，在我和刘忠秘书劝说下，无奈离去。临走时，专门与母亲合影留念，拉着母亲的手说：“代我和我们那个时代两届地委班子的老同志向老范问好，老范是个又红又专的好同志，他活的很充实、很有意义！”在回宾馆路上，胡老又感慨万分地说：“无知者无畏，我们为什么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学习新知识，不接受新事物，不讲究科学，这怎么能实事求是呢？这一点，你父亲值得学习！”

晚上，我参加完活动，回到家中，向父亲讲述了胡、葛、解三位老领导对父亲的评价，父亲感动地说：“这都是对我的鼓励，学无止境，我差的还远着呢！”也就是在这天晚上，父亲挥毫泼墨，写下两幅大字，一幅是：“敢说真话，击破破天惊；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让我转给胡老。接着又为我写了《增广贤文》中的两句话，只不过在两句话中各改了一个字，“勤”改成了“趣”，“苦”改成了“乐”。他指着“书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的对联，解释说：“学习需要勤苦精神，但是首先要有求知的欲望和乐观的心态，只有把学习当成乐趣、当成享受，才有钻研的劲头，也才能事半功倍。战争年代，愁眉苦脸的人经不起流血牺牲和艰苦生活的考验，迟早要成为逃兵和叛徒；和平时期，愁眉苦脸的人受不了学习的清苦和攻关的艰难，最后都一事无成。”父亲还用肖华将军《长征组歌》和毛主席《七律▪长征》作例子，勉励我在学习上要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快乐的心态刻苦钻研，积累更多的知识，当一个好的军校教员。父亲的话让我受益匪浅，这幅字也从此成为“传家之宝”。

知子莫如父，知父也莫如子，作为儿子，我最清楚，父亲这一生真没迷恋和计较过官位。他1955年就成为地区运输总公司党委书记，行署交通局局长，但1962年组织决定他到万全县担任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县长时，他毫无怨言；1970年被任命为县革委下属的生产指挥部任副科级副主任，1973年调任行署建工局计划科长，他仍毫无怨言；直到1975年才被恢复为地区物资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围的同志都为他鸣不平，父亲却看得很淡，别人说的多了，父亲反而劝解说：“职务就是一纸命令，上去了不代表水平高了，下来了也不表示水平低了，官大官小能把事做好就好！”所以，父亲这一辈子把知识和自身素质看得比职务重要的多。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班长，还担任过少先队大队长，戴着三道扛自己觉得很神气，父亲熟视无睹，从来沒夸过一句。但13岁那年，我看了电影《山村姐妹》，写了一篇观后感的作文。语文老师李志强大为赞叹，在作文后面写了很长一段评语，并建议抄正出来发给报社。父亲看了好几遍作文和评语，难得的夸我写的不错。当天晚上，父亲亲自抄写了两份，第二天一早让我交给老师。当李老师看到这工整清秀的蝇头小字，得知是县长父亲为我抄写的，非常感动。后来这篇文章被《大众电影》等两家媒体采用。多年后，李老师成为张家口日报副主编，和我见面还提起此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父亲给我们提了两条要求，一是不能去参加批斗老师和同学的活动，更不能参加武斗；二是要把时间利用起来，在家里补课，要比正常上课学的快、学的好。为此，我们兄弟姐妹们开展了互教互学，大教小，小促大，从早上起床读外语到晚上互相提问，忙的不亦乐乎，进度确实比正常上课还快。

父亲更是以身作则，一段时间，父亲作为“走资派”、“牛鬼蛇神”被关在县政府的会议室集中居住，回不了家也看不到书报，每天除了扫大街就是接受“造反派”批斗，为了能看到书报，父亲主动要求为“造反派”抄大字报，从此每天源源不断的稿子送到父亲手里，父亲也争取到了用于练字和打草稿的旧报纸以及一本《四角号码字典》，父亲抄大字报极为认真，即使是漫骂诬陷自己的内容也照抄不误，还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在自己名字上用红笔打上XXX，不但自己的书法水平有了提高，还使关在一起的老同志都能借机翻翻报纸，给“牛鬼蛇神”们增加了不少乐趣。我们兄弟姐妹也沒辜负父亲的期望，1968年我上山下乡，担任民办教师，只上了一年初中课程的我，为学生教授初二初三的课程，沒感到难，教的学生在全县升高中会考还取得了优异成绩，这就是家庭教学给的底气。

父亲钻研知识但却不是束之高阁，他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解放之初，坝上草原鼠疫流行，父亲奉命率一支运输队担负疫区物资运输保障任务，他讲科学，找规律，严制度，不仅很好的完成了运输保障任务，而且保证了所带队伍的安全。在任地区交通局长期间，他重点抓了坝上高寒地区公路的养护和全区驾驶员技术练兵，有效地提高了冬季公路的通行率和车辆的完好率，大大减少了事故。就是在他身陷囹圄，受到批斗的时候，他根据张家口历年气候变化规律和当年冬天气候反常情况，联合另一位领导武万升向“造反派”提出尽早谋划抗旱的建议，并附上具体措施。1970年3月，他刚刚被“解放”出来，就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当地资源实际，提出了抓紧建设化肥厂、玄武岩厂、淀粉厂等“五小”工业的建议，并自告奋勇担任总指挥，仅用一年多时间，“五小”工厂全部投产，大大增强了万全县经济实力。他在地区建工局时间不长，但老职工都记得这个当过县长的科长厉害，岗位练兵和经济核算把全局上下都忙乎起来了。在地区物资局主政时，他又大刀阔斧地推行体制改革。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认真学习，探索规律，科学决策的基础上。

父亲一生不讲吃、不讲穿，也不贪玩，父亲明令，家里不许抽烟，不许打扑克，更不许打麻将，也不许传闲话讲“八卦”。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兄弟姐妹的娱乐，在父亲指导下，我们经常比赛背诗词，飞花令，成语接龙，特别是那些开启智力的趣味数学题，更是让人脑洞大开。兄弟姐妹们常常为人狼羊如何用一只小船安全渡河，缺少计量工具情况下如何将篓子的油精准分开，如何用最简单的办法区分几个容器容积的大小等一系列趣味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家里的火柴棍更是成了智力游戏的道具，大家摆过来，摆过去，寻求着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在思考和争吵中享受着学习知识的快乐。而这一切，都因为有一个爱读书学习的父亲。

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印象中，父亲似乎对一切未知的事物都有着极大的兴趣，我们小的时候，由于家里人口比较多，加上母亲济苦怜贫，父亲酷爱买书，日子过得比较紧巴。为了节省开支，父亲学习钉鞋，理发，修自行车，凡是自己能干的，一律不麻烦别人，也少花了钱。当时比较难的是做衣服，父亲买了一本《服装裁剪大全》，反复琢磨，又找来旧报纸，铰成大样，在我们身上拼来比去，直到确认无误，才在布料上下手，我们兄弟姐妹穿的很多衣服都出自父亲之手。父亲这样做不仅仅是节省了费用，更重要的是在自己动手的过程中品尝到了快乐，培养了我们艰苦朴素的作风。

说实在话，父亲做的衣服和商店的衣服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发点牢骚，表露一点不满情绪，父亲没有简单地训斥我们，一方面琢磨怎么改进自己的手艺，一方面教育我们：“秀才不怕衣服破，就怕肚里没有货，你们一定要记住，安富尊荣不如满腹经纶，披金戴银不如博古通今。”父亲谆谆善诱，我们声声入耳。多少年过去了，父亲给我们比划衣服的样子还常常在脑海浮现，父亲的教诲还常常在耳边回响，挥之不去，时时受益。

父亲对知识的探索和痴迷是终生的。退休后，父亲第一件事就是报名参加了苏州大学和无锡师专的书法函授学习，而且立志要争取第一等的成绩。那几年时间，父亲对书法学习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以所有科目全优的成绩在上万函授生中脱颖而出，被邀请到苏州、无锡参加毕业典礼，并被免除全部学费，他的书法作品也开始连连在国内外各种比赛中获奖。有意思的是，有一年，张家口市委老干部局和市文联为父亲举办个人书法展，选中了80幅作品准备拿去装裱，父亲觉得这又是一次难得的学习装裱的机会，主动提出由自己自费装裱，他买来几张五合板以及装裱工具，对照书籍，又去装裱店观摩，反复实践，终于取得了成功。书展期间，不仅作品受到称赞，人品也受到观众崇敬！

父亲最爱去的地方是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工作的时候没有机会来，即使来北京办事也是来去匆匆，没时间去荣宝斋转。退休之后，特别是我调北京工作后，父亲来北京有了条件，就成了琉璃厂的常客，每天早出晚归，乐此不疲。

一天，爱人悄悄对我说：“爸爸每天出去中午都不回来吃饭，却带了些馒头咸菜，时间长了，身体怎么受得了？更弄不懂的是每次出去都要带上沙发靠垫，而且弄得脏兮兮的，也不知怎么回事，你当儿子的问问好吗？”我问父亲，父亲说：“书店没有坐的凳子，带个靠垫坐着方便。”听了父亲的回答，我半晌无语，不知该怎么劝阻父亲。

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天，父亲又像往常一样夹着靠垫去了琉璃厂，中午过后，突然狂风大作，接着就是瓢泼大雨，我想起父亲没有带雨伞，急忙带了雨具赶到琉璃厂。在荣宝斋书店，我看到了感人的一幕。书柜下，父亲戴着老花镜，坐在靠垫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字帖，右手指还不断的比划着，旁边是一杯冒着热气的开水。我站在旁边看着父亲，五六分钟没有说话，眼眶却不由自主涌出了泪水。书店的同志看我如此关注父亲，轻声介绍说：“老人家天天来，一坐一天，中午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们只能不断给老人家杯子添点开水，真是我们书店的活广告呀！”我擦去泪水，走到父亲身边，俯下身子扶起父亲，骄傲地对书店同志说：“这是我的父亲，谢谢你们对他的照顾。”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成了荣宝斋的常客，并逐渐喜欢上了古朴典雅、面向神灵书写的大篆。退休之后，每天写上一两个时辰，不仅修身养性，而且从文字演变史感受到了华夏民族软实力的强盛，也更加怀念一生勤奋好学的父亲。
    父亲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翻天覆地的时代，父亲目睹和经历了旧中国的黑暗，积极投身了推翻旧制度，救国救民的伟大革命；父亲也目睹和经历了新中国的光明，积极投身了建设新世界，强国富民的伟大实践。从“红小鬼”到领导干部，七十四年的革命生涯，父亲始终不忘初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父亲晚年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风气，一些年轻人浮躁，沉不下心学习和做事，热衷“追星”，幻想“暴富”，家中的第三代聚在一起，也免不了议论“追星”的事，父亲不仅摇头，还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各自举出自己的崇拜对象来比拼。当年轻人举出一个个出了大名，发了大财的歌星影星，父亲则举出了背叛自己家庭，投身中国革命，通晓六国语言，一生鞠躬尽瘁，全世界人民崇敬，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周总理。举出了舍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报效祖国，几十年默默无闻，甚至隐姓埋名，最终搞出“两弹一星”的功勋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举出了耐得住寂寞，忍得了清贫，在斗室摘取世界数学明珠，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父亲的偶像让年轻人语塞和汗颜，父亲的偶像也逐渐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但父亲不知道的是，人在景中走，自己也成景。退休之后，父亲经常应邀到中小学为师生们讲述革命传统，在书画大学义务讲授书法，父亲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朴素的作风，勤奋好学的精神和渊博的学识，已经成为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特别是他设计的万全大礼堂，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巍然屹立，更让人称奇的是，大礼堂楼顶，长出了六棵象征不怕困难，乐观向上精神的穿天白杨，每到高考时节，白杨郁郁葱葱，一批批莘莘学子来这里瞻仰，听老人们讲述老红军范爷爷又红又专的故事，大礼堂成了一处翻越书山、渡过学海的“导航台”和“加油站”，成为励志的“磨刀石”。

《紫光阁》、《解放军文艺》、《老人世界》等杂志，《解放军报》、《河北日报》、《张家口日报》等报纸都曾多次报道父亲的事迹，这虽然并非一生低调的父亲的本愿，但却说明了正风正气的回归。而这一点，肯定是一个老红军战士最快乐的事情和最希望的结果。

由于用眼过度，特别是在60年代，在煤油灯下看书和设计大礼堂，父亲患上了青光眼和白内障。“青白”二症使视力急剧下降，虽然多次手术，但却无法逆转。后期，父亲视力下降到了0-02，他买来放大镜，在放大镜下读书看报，母亲和我们都劝他保护眼睛，留一点视力用在看路和吃饭穿衣上，父亲开玩笑地说：“书中自有光明路，书中自有饭菜香。”

2011年春天，父亲病情突然加重住进医院，在病床上，父亲仍坚持用放大镜读书看报，收听新闻联播和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节目。在他弥留之际，还喃喃嘱咐我们：“最大的浪费是浪费时间，工作再忙也要挤出时间学习，多读书读好书，听党话跟党走，做一个快快乐乐的知识富翁，精神富翁。”

父亲去世以后，家乡多次来人，要去了父亲看过的一本本书，写下的一本本笔记，设计的一张张图纸，打过的一把把算盘，用过的一支支笔，还有他用过的理发推子，钉鞋拐子，修车搬子，做家具的锯子，以及父亲在全国交通会上表演打算盘获奖的皮箱，来自国内外一本本获奖证书和粉丝来信，特别还要走了父亲弥留之际陪伴他的放大镜和收音机。乡亲们说，要建一个父亲的纪念室，用来教育孩子。我全都答应了，唯独留下了父亲给我的那幅字。

书山有路趣为径！

学海无涯乐作舟！

（范 凌：部队退休干部、武警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