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第二个都美竹”威胁她，太荒谬了

　　“你想成为第二个都美竹吗？”

　　在长沙名校长郡中学教师涉嫌猥亵女中学生的相关信息中，这句话最为刺眼。

　　一名自称该校学生的知情人士透露，为了让当事人删除文章、降低舆论热度，该校年级组长和班主任曾亲临女生家中“家访”，给出诸多条件，还问她是不是想当“都美竹”。

　　讽刺的是，就在这件事引起网络关注的同一天里，被都美竹曝光众多恶劣事件的吴亦凡，正式被警方批准逮捕。

　　“都美竹”对无数受害者而言，意味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沉重的胜利。

　　但很显然，聊天记录里提到的“第二个都美竹”，并不是在祝愿这位遭遇不幸的女学生，能让对方得到应有的惩罚。

　　它更像我们过去常在类似案件中看到的“威胁”：你想身败名裂吗？闹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让我想起电影《无声》中那位校长的台词，这事严查有什么好处呢，她会“背负着被强暴的罪名”。

　　可是，被强暴不是“罪名”，强暴才是罪名。

　　成为“都美竹”所要面临的风险，不该成为威胁受害者闭嘴的手段，甚至这种风险的存在，本就是文明之耻。

　　学校、师长，本应是最该站在受害者身后，让她在遭遇不幸之后，能放心地去做“第二个都美竹”的人。

　　01

　　沉默一年的真相

　　这件事发生在一年前，但被曝光是在今年8月16日。

　　当事人的一则长文被网友转发到网上，叙述了自己在去年暑假被长郡教师段某侵犯一事。

　　长郡中学是当地重点中学，涉事教师段某亦颇有声望。

　　文中提到，事情发生后，当事人父母与段某对峙未果，还被“熟练”地打了两万块钱。

　　段某在当时留下的亲笔保证书中承认，“辅导时有不轨行为，有违师德，对X同学造成了身体与心灵的伤害。”

　　这份落款于2020年8月的承诺书明确写道，为避免再次伤害，段某向受害人做出了三项保证：

　　1、即日起病休；

　　2、病休一段时间后想办法办理病退；

　　3、三年之内不在长郡任教，不担任老师。

　　这份协议甚至还加上了时限，三年之后，段某就不必再受它限制。

　　可半年之后，当事人就发现段某出现了长沙另一所学校。

　　尽管不在长郡中学任教，但是由“长郡中学委派”，到长郡教育集团下属的文郡洋沙湖中学，仍然是一名“中学数学高级教师”。

　　该校公众号此前一篇推文里写着，段某的职务还有“班主任”。

　　在长沙市教育局宣布启动调查之后，文郡洋沙湖中学也就此事发布了声明。

　　声明中解释称，段某只是在该校“代课”三个月，上学期结束时，他刚好离职了。

　　不过，据北青深一度采访报道，段某班上的学生从未听说过他只是“代课老师”，且今年2月就已任教，直到8月16日事情发酵当天才退出工作群。

　　这与声明中提到的仅代课三月、7月已离职的信息并不符合。

　　文郡中学这份声明，在微博上前后编辑了四次。

　　第一次是上午十一点，第四次是下午四点，在网友“连个公章都没有，糊弄谁呢”的质疑声中，编辑后的声明右下角，多了一块红色印章。

　　而声明最后那几句正义凛然的“零容忍”“严查严处”，在事发一年后的今天，也显得格外荒诞。

　　而一个资料显示为“长郡中学2020级第四大队”的公众号，在上个月还发布了一篇组织学生游历乡村的文章，编审名单中赫然有段某的名字。

　　他没有如承诺书中所说，“不再担任老师”；甚至没有做到“三年内不在长郡任教”。

　　为何在猥亵事件发生后，段某可以用一纸承诺书掩盖，甚至都不用严格履行承诺？

　　段某承诺书的内容校方是否知情？在长郡中学工作二十多年的段某，又是以什么理由被“委派”到文郡中学去的？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

　　不管真相是哪一种，都无法掩盖校方在这件事里的失职。

　　如果是知情不报，则有包庇纵容之嫌；如果并不知情，那么校方在审查任用教师、保护学生安全的机制上，漏洞极大。

　　更可悲的是，无论如何追问，都无法抹去过去一年受害者遭受的折磨。

　　她在这一年中惶恐、焦虑、“神经质”，甚至痛恨段某为什么不“做到最后一步”，这样就能留下证据，让她走上法庭；

　　而被她寄予过希望的、手握制裁权的知情的大人，不管因为什么，都卑劣地沉默了。

　　02

　　“学校为何没有作为？”

　　多方关注之下，段某已于8月17日凌晨5点，主动去公安机关投案。

　　第二天，长沙警方依法将段某拘留。

　　说来讽刺，一年前只留下一封阳奉阴违的承诺书；一年后忽然醍醐灌顶，主动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

　　在为这一小步的胜利而欢呼的同时，关注这件事的人们还想要追问：

　　是什么让一个涉嫌犯罪的人，毫发无伤地继续当了一年高级教师、班主任？

　　如果不是当事人在一年后仍然坚持“想让所有人知道他干了什么”，他是不是会继续他光辉的教育事业，直至带着“桃李满天下”的锦旗光荣退休？

　　说实在的，那一纸承诺书是否合理、有效地惩罚了犯罪，本就值得质疑，

　　更何况现实中他甚至没有履约。

　　或者应该说，他身后的校方和社会环境，没能起到制约他的作用。

　　那是在学校中，是一个涉嫌犯罪的人，以名校名师的身份，面对着一群信任学校、依赖师长的，大多数未成年的学生。

　　这是教师犯罪案件里最让人愤怒和恐惧的一点。

　　青春期的学生，跟老师相处的时间，多半比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他们的学业、未来，乃至三观的塑造，都跟学校和老师密切相关。

　　教师肩负的责任比其他职业更大更重，他们对学生人生的影响，也远远不止于在校的那三年、六年。

　　正因如此，人们从不吝啬对教师的崇敬与赞美，乃至神化。可这个最需要责任感的职业，缺乏有效的筛选、预防、纠错机制。

　　老师们在学识上，心智上，还有最直白的社会资源与地位上，都远胜学生。

　　甚至不一定是老师，只要是学校的职工，都会在学生面前占据优势。

　　2018年，南加大曾被曝光过一起震惊世人的性骚扰案，该校一名校医利用职务之便，侵犯、骚扰学生长达30年，一些对医疗知识不够了解的留学生，甚至以为那是“正常的妇科检查”。

　　针对这名校医的质疑和投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没断过，但总是不了了之，直到被拿到了偷拍学生的铁证，南加大才动手处理。

　　但在媒体曝光之前，南加大竟然还与他商议，主动辞职将获得一笔离职赔偿金，校方会给出“没有任何发现”的调查结论。

　　这样，学校解除了被学生投诉的威胁，而这名校医可以继续保有行医执照，领他的退休金。

　　这是 过去很多案例中常见的处理方式，为了保全学校的名誉，牺牲个把学生的苦痛。

　　校医尚且如此，若是有经验有实力有名望、与学校利益绑定更紧密的老师教授，受害者的处境只会更难以想象。

　　他们不知帮助多少优秀学生走进了好未来，也不知为学校带来了多少慕名而来的优质生源。

　　这样一位招牌般的名师，和几年一换的、流水样来去的学生，谁也不知道校方到底会怎样衡量这两者的轻重。

　　同样常见的，还有名校丑闻曝光后校友的反应。

　　南加大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就曾对媒体表示，“媒体过于渲染这事了，我们校长都辞职了，这已经表示了最大的歉意。”

　　越是名校学生，对学校的感情就越忠诚、浓烈。类似的案件中，总能看过很多“校友”发声，呼吁大家不要对个人犯罪行为的憎恶，上升到对校方的讨伐。

　　可校方在其中是否有失职或者包庇的行为，往往只有受害人在乎。

　　如果悲剧没有发生，受害人本来也会是他们中的一员，以母校学子身份为荣。

　　可惜，在和犯罪嫌疑人的博弈中，母校在行动中捍卫的，并不是她们的青春和人生。

　　03

　　“他投案了，但还不够”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曾提到：

　　“书里那个老师的原型人物，我常常跟我的医生说，万一那个人哪天老死了、寿终正寝了，我会轻视自己一辈子。”

　　旁观者没有任何立场，去苛责受害者希望对方得到的惩罚过重。

　　因为在现实中，他们受到的惩罚几乎都是“过轻的”。

　　林奕含身亡后，房思琪故事里那位老师的原型，因为没有“证明犯罪的具体事证”、“调查期间没有（林奕含透露过的）其他受害者前来报案”，而被检察院决定不起诉。

　　在师生关系中发生的恶性事件，学生想要反抗实在太艰难了。

　　一个少年人要推翻社会和家长多年来告诉自己的“听老师话”“尊师重道”的价值观，要面对很多人的“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议论，还需要在混乱恐惧中保留下足够分量的证据。

　　而其中最艰难的一点，就是冲破学校对老师的天然的保护。

　　不得不承认，当学校和老师的名誉、利益都紧密捆绑，而制裁权又大部分在学校手中的时候，老师犯错学校沉默的情况，也许不会消失。

　　总有些行为不轨的老师，躲在学校荣誉为重、别把事情闹大的保护壳里，都走不到被起诉、上法庭的那一步。

　　今年5月，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事）例中提到一起教师犯罪案件，湖南两名小学老师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强奸9名未成年女性，被分别判处死刑、17年有期徒刑。

　　此案中还有一则值得注意的判罚：该校负责人因接到学生家长举报后置之不理，没有报案，同样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早几年前就将教师列为了强制报告义务人，学生被侵害，教师必须履行强制报告的责任。

　　这起案件，被认为是学校负责人因未履行强制报告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典型。

　　2019年，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在中国教育报的采访中提到，曾有位校长面对学生被性侵的事件，第一反应就是去“调解”。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调解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包庇罪。”

　　此外，还有很多声音一直在呼吁，有过前科的“老师”禁止从事任何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行业。

　　相关的从业限制规定是3-5年，但与之配套的犯罪信息公开、查询权限、落实限制过程，都还并不完善。

　　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曾发布过“史上最严”的相关禁令，多渠道公布犯罪人员的信息，并在事实上被终身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

　　但这最严禁令有个无法回避的漏洞——这些规定，只在当地有效。

　　在足以震慑潜在罪犯的法律条款之外，如何落实执行，如何杜绝校方不作为的思维，同样亟待完善。

　　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再回头看聊天记录中那句隐含威胁意味的质问：“你想成为第二个都美竹吗？”

　　它之所以能成为对受害者的嘲讽和威胁，或许正是因为，都美竹的“成功”太需要天时人和地利。

　　有证据，有关注度，有无畏于“背上被强暴的罪名”的勇气。

　　万幸的是，这位女同学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都美竹的“成功”。

　　因为她的发声，因为无数网友的愤怒，段某在一年后的凌晨主动走进了警局。

　　按照最理想的情况，段某此后再也不会有机会走进校园，再也不会有下一个求学求知的女学生，被他摁在沙发上，被他要求保持沉默。

　　但这并不是终点。

　　比起问受害人是不是“想成为第二个都美竹”，人们更想看到的，是校园里别再出现第二个“段某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