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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张库大道系列报道(三)长城之门——张库大道兴起与发展

2020-05-18 15:13:49  来源:张家口新闻网

  本报记者 郝莹玉 通讯员 刘振瑛

  

  塞外重镇张家口,东望京津,南通中原,西连三晋,北接蒙古大草原,战略地位和交通位置都十分重要。历史上,这座古城有过无数的辉煌,而尤其值得浓墨重彩描绘的是这座边塞古城独特的商文化。

  当年,有一条与古代“丝绸之路”齐名的古商道———张库大道,起点张家口,途经乌兰巴托,延伸到恰克图。始于明,盛于清,衰于民国,几百年间一直是北方重要之通商大道。背褡裢的、牵骆驼的、驾勒勒车的、赶趟子的,汉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等,盐来茶往,盛景频现。

  张库大道,不仅记述了几代人的辛酸,更承载着张垣商贾创造财富的勇气和智慧。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解读张库大道系列报道(三),重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在张库大道上碰撞、交汇、融合演绎出的传奇故事。

  横亘在张家口域内延袤近千里的长城和从大境门延伸出去,纵贯草原、荒漠的张库大道,构成了近六百年来张家口历史的大纵横。漫长的风雨岁月中,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在张家口和以大境门为起点的张库大道上碰撞、交汇、融合,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

  张家口人说长城

  大境门是长城上的一个门,今天我们就从长城说起。由于多年来与长城的对话、交流,渐渐萌发出一种另类思考。长城的历史定位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这么简单,更不是“代表一种自我闭锁心态的消极防御的产物”。长城更应该是一条界限,一个规矩,一种约定,一条纽带。

  长城是一条界限。打开中国万里长城分布图, 我们会发现长城基本上是在依北纬41度线游荡。非常巧合的是,北纬41度线也恰恰是自然界之400毫米降水线的分界带。自然规律告诉我们,低于400毫米降水线就不宜耕作,高于400毫米降水线就可以开垦。 换言之,就是长城分耕牧。

  千百年来,古中国长城带的不同经济模式、文化习俗构成的民族集团,糜集于长城内外繁衍生息。虽然仅仅一墙之隔,却又泾渭分明,各行其是,共存共荣。长城既是实物,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中国的先民们,用一个最具体、最实用的建筑物垒砌了历史,在我们民族大家庭的集体记忆中,完成了一次超越物理意义的精神建构。因此,我们说长城是一条合理的界限。

  长城是一个规矩。长城墙高壁厚,高入云天,来去可拦飞鸟,更可拒胡马。古代,长城在中国的每一个王朝都发挥过很重要的防御作用。历史上,游牧民族畜牧业生产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使之对农业经济有很强的依赖。而当天灾人祸发生时,两种经济、文化的失衡往往会无限增大,民族间就会出现激烈的对抗。 而游牧部族的集群社会组织形成的军事优势,往往会对农耕民族的生活造成极大破坏。长城的修筑与存在, 便起到了规范两个民族行为的作用,增强了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掠扰的抗御能力,从而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有益于社会生产力和封建文明的发展与积累。对于古人来说,长城除防御入侵的作用以外,也是一种精神的防线。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正是因为有了长城这个适度的规矩制约,多少次铁骑勒马长城,纷争化解。长城拒绝战争,或者说是迫使游牧民族放弃战争。所以,长城文化的核心是和平文化。

  长城是一种约定。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约定,但纵观历史,长城内外经济、文化的对立、统一与发展就是在这种约定中形成的。其实长城作为一种约定,见证的更多的是长城内外相安无事,和睦相处。农牧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农业需要定居生产,牧业却在游荡中生产,两种生产方式形成的不同经济、文化,自古就有矛盾。化解矛盾的办法千千万,而用长城约定使兄弟民族的矛盾平息、转化,却是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方式。为什么长城到现在还有魅力?就是因为它体现了人们的和平愿望。

  长城是一条纽带。长城内外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汇,首先就发生在两个经济板块的交接地带。在这里,民族间交往频繁,经济、文化、习俗的碰撞交融激烈。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游牧人口的南移、农耕人口的北迁,“蕃汉错趾,贸易有无”,农、牧社会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形成了中国历代版图上长期存在的特殊区域。因其以长城为纽带,所以称为长城文化带。 长城文化带对于主体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主体民族与长城带各民族的关系,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曾起过重要作用。客观地看,长城不仅仅是刀光剑影和战火硝烟写就的铁血历史, 长城更有着广泛的包容、海纳,更是民族间友谊、发展的纽带。归根结底,长城就是一个和谐的约定,就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

  大境门传递的历史信息

  对于1644年的中国来讲,这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动荡年代。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闰月年,民间说闰月年不太平。确实,这一年就是个政局跌宕的多事之年,就是个城头变幻大王旗速度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年头。

  这一年年初,先是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紧接着大顺军过大同、宣府,直逼北京城下并攻占北京外城。当清政权开始向各地遣派巡按的同时,大顺军堂而皇之地进入北京,推翻明朝。李自成推开太和殿的大门,踏上龙座称帝。可是,李自成刚刚在金銮殿做了个梦,一觉醒来时吴三桂已引清兵入关,随后摄政王多尔衮带着大军进占紫禁城,李自成只好仓皇撤退。清世祖福临看时机到了,大摇大摆地正式迁都北京入主中原。顺治自此开元。多事之秋,清世祖福临定都北京,举行了入关后的登基典礼,并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锋芒直指在成都称帝、建立了大西政权的张献忠。总之,清王朝入关的头一年可谓百废待兴,国事日繁。

  这一年,摄政王开始布局,一日闲暇,多尔衮突然想到了张家口,下令在长城上极其低调地开启了一座朴实无华的门。

  为什么清政府急于在北部边境一带开大境门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探讨:首先,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是怀柔和武力相结合、以怀柔为主的政策,蒙古部落已成为清朝北部边陲的“屏藩”。清王朝入主中原,北部边疆安定,内外一统,无须设防,大门洞开,彰显的是一种政治姿态。开大境门是政治的需要。

  其次,清人入关之前,一些张家口商人即与清廷高层官员有贸易的往来,并在战时为清廷提供过清军急需的物质保障。满清入关后,这些商人就提出西境门狭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贸易需要,请求清政府扩大贸易量,开筑大城门。因此,开大境门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还有,就是解决北方大通道的问题。清人入关后,连接东北的山海关一线已经被彻底打通,并完全在清朝军队掌控之中。此时,西北草原蒙古各部已成清朝嫡系,其军队、官员频繁进出京师,只能通过喜峰口、独石口、张家口。可是三口的交通远不如山海关畅通,而三口之中急需开通的就是沟通察哈尔诸部的张家口。清王朝建国,长城内外一统,南方战事频频,前线急需战略物资支持,尤其是战争用的马匹更是急需,而后来发生的事也证实了这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所以,张家口长城开大境门也是战争的需要,政治的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开筑大境门是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是在仓促中进行的。长城开门,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大手笔,大动作。但是一块石质粗糙、题字稚嫩、做工随意的门额匾却镶嵌在门额之上,除了仓促没有其它可搜寻到的理由。 大境门基座条石不是出自一个地方,是没有经过事先准备,就近搜集而来的。其中,有三块刻有缠枝云纹的,码砌不对称、不规范的条石就是证明。因此推断,大境门是在仓促中修筑的。此外,依建关城的惯例,大境门城门上应有城楼,而大境门上却未建,除了仓促,还是找不出其它理由。

  大境门开通的意义

  对于多尔衮这位战略专家来说,张家口是他非常熟悉的,大清尚未建国的后金时期,他就几次带兵到达过这里,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长城的阻隔,所以他才可能会想到开通大境门。开通大境门是一个战略决策,除多尔衮的战略考虑外,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阿济格、达雅齐、希福几位贝勒也必是积极的支持者, 他们可能和多尔衮一样,考虑的是战略大局;也可能和张家口的几位,曾经与他们有着多年贸易往来的商人一样,关注的是经济的发展;还有可能是,他们对张家口曾经与之有着多年贸易往来的商人的一种承诺。总之,大境门悄悄地开了,急促地开了。

  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开大境门。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最直接、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西境门太小了。所以,我们说大境门就是西境门功能的延续和提升。

  开大境门的决策是大清王朝以“内外一统”为基调的政治韬略,是大智慧、大手笔、大决心的体现。 大境门之大,大在深邃广袤之大境,大在悠久厚重之传承,大在是一种象征、一种姿态或更是一种概念。

  大境门开通后的张库大道及张家口

  说门,必要说道。张家口人开门就要修道,他们用千百年来所处地理单元的情感,凝结着一个朴素信念:开门不修道,开门何用!张家口人开始修道了,他们用双脚趟出了一条出东口闯天下的惊天大道,他们联手蒙古族兄弟和俄罗斯商人在草原、戈壁、荒漠上共同修筑了一条沟通欧亚的国际商道。

  商道开通,市井兴旺,张家口人经营潇潇洒洒,赚钱酣畅淋漓。但是,张家口人并没有满足,他们还在思考着“发财”的门与道。终于,他们又琢磨出了两条道。一曰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修建的京张铁路, 一曰中国第一条用于商业营运的张库公路。

  道可道,非常道。道中自有万千变幻,道中自有离合悲欢。道分无形有形,天道载魂,商道载物,人道载情,文道载韵,厚道载德,张家口人在自己铺就的道上摸爬滚打,探索前行,用智慧、经验、汗水、鲜血甚至生命丰富着门与道的文化内涵。

  自大境门开通后,清代二百年来无战事,和谐、交流、融汇成为大境门的主旋律。开门修道,沟通欧亚的张库恰国际商道应运而生。张库恰国际商道南承京津,辐射湖广,而北面一直延伸至俄国恰克图、 毛斯科洼(今莫斯科)、圣彼得堡,影响直达欧洲和西亚。

  尤其是康乾盛世时,张家口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市场繁荣,每年经张家口输入的牛马驼羊牲畜数以几十万计,输出的茶叶、丝绸须千万辆老倌车、数以万计的骆驼装载,贸易之盛,可见一斑。在鸦片战争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张库大道几乎成为了中俄贸易的唯一通道,张家口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基地和皮毛集散地,被誉为“内陆商埠”“皮都”“茶码头”。

  清末民初,张家口又成为京都、天津口岸、华北经济区与西北地区沟通的枢纽,成为北方对欧洲贸易的内陆口岸,其经济贸易活动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张家口堡因商事而更加发达兴盛。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张家口桥东区形成,火车为我们拉来半座城市,一个极具国际都市气息的张家口破茧而出。

  1927年,察哈尔都统高维岳被大境门内外的高山大川所感动,写下了“大好河山”四个颜体大字,更为大境门增添了气势。

责任编辑:张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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