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样本

王培生在北京请教考古专家张忠培先生

　　从抢救保护到学术研究，从2015年至今，张家口尚义四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从未间断，这个曾名不见经传的遗址揭开了张家口历史文化遗存石破天惊的一页。它的重要价值究竟在哪里？

　　2019年9月，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30余家考古、文博机构的专家、学者共计70余人，在康保县举办了一次中国考古界的高规格会议，他们为何来此？又在研讨什么？

　　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四台、细看四台。

　　1982年夏，“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正在蔚县三关召开，已经70岁高龄的我国著名考古专家苏秉琦老先生，在陶宗冶的陪伴下在村里慢慢散步。 走着走着，苏老突然问： “你说，现在中国考古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时只有30多岁的陶宗冶一下子愣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苏老又缓缓地说： “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衔接。”

　　这句话一直记在陶宗冶的心里，40多年未敢忘。

　　文化的萌芽

　　四台遗址发现之初，怀疑是个古墓葬。在挖掘过程中，人骨一直是考古工作人员关注的重点，可是4间房址中人骨遗骸的实际情况差别很大。

大口圜底陶罐

　　在房址3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处人类骸骨，却有很大的不同。位于房址东南角的是2具成年人骨，人骨架未经火烧，保存较好，并列面向南壁，呈屈肢状。而位于房址中央偏北处的是2具未成年人骨，骨架仰身直肢， 并列分布，虽同样未经火烧，但保存较差，除颅骨外只见零星肢骨残段和牙齿。 更让考古人员惊奇的是，在这2具未成年人骨架之间还散落有数枚牙齿，经过鉴定，发现这属于另外1个人的。也就是说，房址3内共发现了5具人骨。和这些人骨一同出土的还有数件骨角器、蚌器，特别是石珠和蚌器出自人骨颈部。在房址的一角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骨匕形器，在当时这不是实用器，而是象征权利的礼器，它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这些发现，勾起了考古人员极大的好奇心———这5个人，究竟是什么人？ 答案可能就在骨角器、蚌器中。

　　考古队顾问陶宗冶反复摆弄着眼前这件截取鹿角根部制成的筒形器，它高15.7厘米、底宽5.7厘米、顶宽8.1厘米，外表未经加工，上部残损，底部磨平，穿孔，中间却掏空呈洞状，怎么看怎么像古人挽头发用的发箍。于是考古队员拿起另一件扁平条状的骨笄，尝试插了一下，完全可以插进筒形器底部的两个穿孔，这会不会是8000年前的新石器先民用来挽头发，装饰自己的用具呢？

　　在成年人骨颈部考古队员还发现了13件蚌饰，都是河蚌，顶端穿孔。人们推测， 这些河蚌当年应该是用毛绳一类的细物连在一起，类似一串项链。再联系到四台遗址土层里的孢子花粉分析，当时房址周围生长有芦苇和竹子，可推知8000年前的这里气候温暖、水草丰茂， 水里有鱼、 蚌一类水生的动物。于是考古队给出一个大胆的推测———

　　在生产力落后的远古时代，实用器的制造、加工都是很不容易的，装饰品更是象征身份的礼器，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佩戴饰品本身也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尤其是鹿角筒形器和骨匕形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成员间的身份地位应有等级之分，这意味着群体之间有管理层和管理制度的出现，甚至可能还有分工与合作。虽然那时的制度可能是很初级的，但是这肯定是人类告别茹毛饮血、推开文明大门的重要一步。后来的氏族、部落，古国、方国都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

　　类似的发现还有很多，比如加工箭镞的工具“整直器” 的出现、研磨赤铁矿做颜料；再比如房址中的人骨遗骸，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没有；有的被火烧过，有的却没有火烧痕迹；有的是死亡在先，有的却是活着的时候就被永远留在了这里；这些都是为什么？虽然目前的出土文物还不足以将猜想变为结论，但是通过这些文物，至少可以确定：和旧石器时代相比，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尽管当时还没有文字，但文明的进步必然推动文化的萌芽。

　　今年是尚义四台遗址挖掘的第8年，通过钻探，发现遗址的分布范围很大。所有人都在期待猜想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文明的交流

　　现代化的交通可以将我们带到世界各地，可是约8000年前的尚义四台一带，也曾有“远方的客人”的到访，你相信吗？

　　因为距今时间太过久远，四台陶器出土时质地十分酥松，考古队员们为了保护陶器的完整性，只能将陶器和它周围的土一起取回，回到驻地后晾干，再用喷壶一点一点冲刷，冲洗出一个个完整的陶片，最后尝试拼合。

角筒形器

　　2015年6月26日，这一天考古队员至今记忆犹新。午饭后大家聚在一起，继续拼合一件未完成的陶罐。这件陶罐体积较大，大家互相配合、小心翼翼，已经拼了好几天，口部有了，就是拼对不上底部，越拼越觉得器形拿不准，正当大家觉得泄气时，刘文清无意中把器物底部的陶片拼合了上去：这是一个外形呈大口，弧腹，尖圜底的陶器，活像一个“大炮弹”，这种器形谁也没见过。兴奋之余，细看之下，器表通体压印条带状篦点纹，沿面及口沿内壁饰压印纹，器壁厚薄不均，器表凹凸不匀，内壁有抹痕，底部内可见泥条盘制的痕迹。

　　在场的考古队员异口同声说了一句：“这是什么？”因为不知道这个器型的具体名称，大家暂且给它起了个外号 “大炮弹”。

　　这个陶罐口径26.7厘米、高37.4厘米，手制，夹砂灰褐陶，砂粒较细，烧制火候较高，陶质坚硬。当时除四台遗址之外，在我国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未曾发现过类似器型。它究竟是什么？

　　带着这个疑问，考古队查阅了大量资料，终于发现这个陶罐形态与俄罗斯贝加尔地区卡林加河口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十分相似。为慎重起见，市考古所时任所长王培生不仅请教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教授，还带着石铲等其它几件文物，专程赴北京请教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者张忠培教授。

　　最终，“大炮弹”正式定名“大口圜底罐”。这意味着，早在约8000年前，尚义四台一带已经有来自南西伯利亚的“远方的客人”到访。

　　这是文明的交流。

　　在发掘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话：“目前由于考古资料有限，我们虽不能将这类遗存与北部草原地区和俄罗斯贝加尔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做更多的对比， 但两者之间器形、纹饰的相似性值得注意。”

　　未尽的争论

　　2019年9月，由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学会协办的“冀蒙交界坝上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论证会”在康保县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30余家考古文博机构的顶级专家、学者等70余人出席了会议。

四台遗址考古现场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目前所发现的距今9000—7000年的内蒙古化德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尚义四台遗址等属于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该考古学文化大致可分三期，裕民、四麻沟和康保兴隆属于早中期，尚义四台遗址是第三期遗存即距今7600—7100年的代表。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尚义四台遗址和其它两处遗址异大于同，应该是另一支考古学文化。四台考古队顾问陶宗冶持后一种看法。

　　几年后，当记者再次问道陶宗冶对四台遗址的看法时， 陶老师说：“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主要依据是它的文化有没有独特性。2019年的时候，坝上几个地点发掘的材料都不多，年代又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有很多时代上的一致性。但我们挖四台我们有感觉， 我们觉得四台陶器纹饰、 器形和化德裕民、 四麻沟、康保兴隆遗址不一样， 虽然有相像，但更有区别，他们之间不像是一个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而像几种文化的交流交往关系。2019年之后，随着四台发掘的深入，材料越来越多，这个区别就明显了，现在很多学者也赞同四台是独立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对此我是有信心的。”

　　这意味着，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并得到公认，“四台文化”就能跻身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国内著名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同等地位。这不仅能大力推动四台遗址的挖掘研究工作，而且对张家口、对整个河北，乃至对冀蒙地区的文化历史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尚义四台遗址全景　　

　　陶宗冶说：“四台年代早，遗存丰富，而且出乎意料保存的好，这在全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及其罕见，这是我们的幸运。这么大的一个遗址，人口不会少，而要养活这么多人除了采集，必然有发达的农业种植来支撑，四台发现了那么多耕作使用的石铲，加工食品的石磨盘、石磨棒就是有力的证据。”

　　目前认定四台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如果再往前推，距今1万年到8000年前的这2000年里“四台人”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人类是怎样从旧石器时代一步一步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这些历史学、考古学的重大课题都等待着我们逐步一 一揭开。 可喜的是，最近， 考古队在四台发现了1万年前的遗迹， 这个谜有望在四台揭开， 那四台将成为世界少有的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

　　“我们从这个角度再看四台，它在人类文明起源、农业起源，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四台的历史价值绝不可小觑。”虽然年过古稀，但陶宗冶眼神坚定、掷地有声。

　　汽车缓缓驶向公路，四台遗址在记者的视线中越变越小，只有考古队的红旗高高飘扬。课题未尽，争论未休，但，已远去先民们留下的房址柱洞、粗糙陶器、谷物颗粒， 无声而真切的向我们诉说———他们和我们一样，曾用心用力热切的生活在我们的故乡！（记者 王宸胤）　（本版照片提供 刘文清 陶宗冶）

记者手记

中华文明的曙光在这里点亮

　　气势恢宏的博物馆里，面对数以千计的展品，我们的目光常常会被光彩夺目的金银器物、温润雅致的玉雕精瓷所吸引，因为炫目，也因为熟悉。

　　而石器时代的展厅里，那些“灰头土脸”甚至“其貌不扬”的粗陶瓦砾、石头工具的展柜前， 甚少有人会兴致勃勃，因为粗糙，也因为陌生。

　　这些带着远古尘埃的器物来自洪荒时代，彼时，“人类”还是一个姑且被称之为“人”的生物种群，用了不知多久、不知多艰辛的努力，才与野蛮说再见， 向文明挥动双臂。而今天，我们面对它们，茫然多过了然。

　　初涉考古，望着旷野中的探方，看着逐步裸露出的累累白骨，我不禁被吓得后退，恐惧多过好奇。也是在这一刻，我真切的感受到———这里曾经生活过和我们一样又不一样的“人”———祖先就在这里。

　　再进博物馆，面对昔日走马观花而过的石器展厅，突然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从泥河湾到四台，从石球到石磨盘，从穴居到房址，山水掩映下的塞外大地上，中华文明的曙光被点亮，“万花筒”般绚烂的文化被孕育。

　　我们的祖先用心、用智，用无数次艰难的探索，甚至付出不计其数的生命代价，才推开了文明的大门，实现了和依旧在茹毛饮血的所有动物类别彻底彻彻底底的分野。而他们留下的这些石器、粗陶中，正藏着洪荒时代的古人类生产、生活、思考方式等众多信息。

　　唯有熟悉，才能了然；唯有了然，方可能破译；唯有破译，才能解读古人类的故事。

　　愿，考古纪实系列报道能让石器展厅里的你， 放慢脚步、细细欣赏，与考古人共同复活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聆听来自旷古的文明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