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读张家口】陈福民‖土木之变(六)

土木之变

○陈福民

六

　　明英宗朱祁镇现在二十二周岁了,是个“大四毕业”血气方刚的有志青年,他一直以他的曾祖父为榜样。但是父亲留给他的“政治遗产”却不太好。

　　除了宣宗无为而治的十年造成了瓦刺坐大这个巨坑之外,他的奶奶,太皇太后张氏在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去世了,他失去了最后一个有能力有权威的皇室保护者。他挣脱了一切皇室规则的束缚和那些烦人的繁文缛节,但也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他一个人做主并承担了。

　　“托孤五大臣”那边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很值得说一说。

　　所谓的“托孤五大臣”“顾命五大臣”,他们分别是:

　　1.英国公张辅(1375年一1449年);

　　2.礼部尚书胡淡(1375年-1463年);

　　3.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士奇(1366年-1444

　　年);

　　4.少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1372年-1440年);

　　5.少保兼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薄(1372年一1446年)。

　　之所以要列出五位大臣的生卒年，是想说明一个问题，相对明于明英宗和他的正统年间遭遇的政治军事局面来说,他们都太老了。以英宗继位的正统元年(公元1435年)为标志计算，他们都已经是六十开外的老臣。这五个人，久负盛名的“三杨”在“土术之变”之前就都死掉了,而英国公张辅,作为精难功臣四征安南随征漠北,是迄今大明朝的第一名将,他以75岁高龄跟随明英宗亲征瓦刺,并战死在土木。只有胡淡一个人熬过了“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得以善终。

　　太皇太后张氏尝御便殿,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薄,尚书胡淡被旨入朝。上东立，太皇太后顾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顷,宣太监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颈。英宗跪为之请,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岂知此辈祸人家国。我听皇帝暨诸大臣贷振，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

　　谷应泰很会讲故事,他这本书有不少添油加醋之戏说成分。此段后面当众严厉训斥王振的段子,包括“女官遂加刃振颈”这种宫廷剧一般的情节,多半出于虚构。但太皇太后张氏给英宗指定“托孤五大臣”，是兼承明宣宗朱瞻基的遗志,这个史实不会有错。

　　这五个人，无论是个人能力、政治军事经验还是官场技术，都是万中无一的人选。问题在于他们实在是太老了，全都是永乐旧臣。他们二十几罗时跟看朱棣建功立业,随后位极人臣。英国公张辅作为以武功成就位列三公尊崇至极的一代名将是实至名归的,他先是辅佐朱棣争大下,然后受命四征安南,朱棣病逝榆木川时他就在身边。但他从不在政治中心,而且宣德四年被朱瞻基以“保全功臣”为名解除了车权,给了个养老的空职连朝都不用上。胡淡在建文帝失踪后被朱棣派在南京,作为“特务”前后寻访周边十多年,深得朱棣信任,但并不是个十正事儿的能臣。真正禀钩朝纲力扬风气的是“三杨”。事实上三杨在仁宣两帝时期基本是萧规曹随做太平官,既无建树且锐气尽失。《明史》及其他史籍,有很多关于这三位杨大人面对太监王振从束手无策到卑躬屈膝的记载。正统前期英宗还小,王振羽翼未丰,每次帮皇帝传旨内阁见“三杨”还比较恭敬小心:

　　转旨每立阁外,不敢入,三杨呼入坐以宠异之,振自是权侵重。

查继佐《罪惟录》

　　俗话讲“水大不漫桥”,无论宦官太监在皇帝那里怎样得宠，按照朝廷规矩品级并不高。周星驰饰演的包龙星,在《九品芝麻官》中痛骂李公公“今天我审案公堂之上我最大，你区区一个五品官是来旁听的，现在我站着你居然敢坐着，我不骂你我骂谁啊我”，这一段戏虽然旨在夸张搞笑，但依照的是上述道理。王振这时尚遵守规矩“每立阁外,不敢人”，而三位杨大人深知王振是小皇帝的红人官小势大,竟然破坏朝廷纪律引宦官进阁堂落座曲意求荣。在政治品格和人性的较量中,王振想必从这个小动作上看透了“三杨”的儒弱底色与人品亏缺,他们根本不值得尊重。

　　是时,太皇太后贤，方委政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杨薄，皆累朝元老，振心惮之未敢逞。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荣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论死不出，薄老病，新阁臣马愉、曹熏势轻,振遂跋扈不可制。

《明史·卷三百四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三杨在正统中期去世,平均70岁以上。内阁暮气沉沉全无有效的新鲜血液,而皇帝和王振君臣二人正值青壮,是一派蒸蒸日上景象。三杨在世时,已经是圆滑用事明哲保身不能有所制约,之后更是急转直下。一朝之中,抑制宦官、引导皇帝健康成长的良性政治力量消耗殆尽,此后大明朝政与江山前途,就只能“交给丑恶来开垦”了。

　　正统十四年一月,锦衣卫指挥使吴良带着翻译哈铭出使瓦刺遭到也先扣押,他抓了个空子派人跑回朝廷报信,说也先正在准备秋天进攻九边一线。从这个时间点上推断,瓦刺最后一次“来朝人贡”被王振清点人数后,也先就下了开战的决心。

　　现在讨论明英宗御驾亲征导致“土木之变”惨剧,为了强调他此行荒唐,凸显失败的必然,很多人说他盲自自信,总希望用一场战斗提高皇帝威望,却又什么都没准备好。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公平。吴良派人传回来的消息他收到了,也做了相应的准备:

　　夏四月……甲子,修省,诏河南、山西班军番休者尽赴大同、宣府。乙丑,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已已,赦天下。戊寅，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王贵、吴克勤,太监林寿,分练京军于大同、宣府,备瓦刺。

《明史·卷十·本纪十》

　　从四月份开始,明英宗针对九边的防务做了一系列动作,看起来都是行之有效的。首先是能打仗的将领调动过去不少,其次把没见过世面的“京军”拉到大同、宣府去适应场地,最后甚至把河南、山西已经轮休的班军都召回来赶赴大同、宣府,相当于现在壮志凌云的“国有战,召必回”。尽管这个紧急布防与瓦刺太师也先的全面军事动员相比还是来得晚了,而且分量明显不够,但是说朱祁镇只用两天就决定跟瓦刺对轰还是有点扯了,他不至于愚蠢到惹出了麻烦还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朱祁镇真正的麻烦,在于他只用两天时间就在王振的怂恿下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而国家的全面战争动员和稳定的参谋本部都不到位,包括情报系统如何工作,后勤给养能否跟上,以及战能否跟上，事不利有无备选方案等等。他从小丧父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政治成长机会,十几年来他一直活在他的王先生给他营造的唯我独尊中不知世事之艰难,没有经过任何政治军事的实践操练。而前朝留下的栋梁辅臣全都是望之俨然的垂暮老者,话说不到一起,玩也玩不到一块,也就谈不上政治方面的深度沟通与信任。到了正统十四年国家危机时刻,政府各部完全没能形成一个有力的参谋集团。这个时候,仁宣时代疏于防务武备松弛留下的大坑就显得越发巨大了,大到了以朱祁镇的智力无法理解的程度。

(节选自《北纬四十度》，标题为编者所加)